香港八零后，我们在光辉岁月中“sir”滑梯长大

我们八零后从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光辉岁月“sir”下来，一路“sir”到二零一零年代，才“啪”一声落地、默然拍拍灰尘站起来– 真的“而立”了。【“sir”就是“滑动”，读如粤语阳平声的英语sir，据说可以写作“瀡”，其词源、音变等，要请教方家了。】

身后的光辉岁月

香港流行歌歌词研究名家朱耀伟博士，就把他的一本乐队研究著作命名为“光辉岁月”，即Beyond在八十年代的一首名曲。这本书罗列了八十年代骤如雨后春笋的乐队文化，正如“歌神”许冠杰在八七年唱道的：“潮流兴夹Band ~”，年青一代人亲身投入音乐，对这个社会和世界发出吶喊。他们充满了活力、创造力、强烈的参与感、自信和自强的意志。到了九零年代中，这个潮流蓦地成了“旧日的足迹”（Beyond），在“软硬天师”、“梦剧院”的余韵后，很快就只剩下“Twins”这样的卖萌组合，乃至于今天的“Hotcha”之类的性感女子组，一点没有摇滚乐队的意味和精神了。年轻人基本上离不开流行音乐，而音乐工业虽有主导潮流的一手，但也具有顺应时势的本性，这样说来，从流行音乐的变质，也可以俯瞰年轻人一代的某些精神面貌。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着迷一首流行曲、崇拜一位歌星的年纪吗？不论主题是爱情、家国、世界、还是“你炒过芥菜几棵”（达明一派《石头记》），总的来说，人要到十岁以后才可以初步理解。所以“早八零后”的文化生命始于九十年代初，只能触碰这个文化的涟漪；“晚八零后”更连一点水花都沾不上了。当八十年代出现的“随身听”普及、当九十年代的“卡啦OK”（KTV）兴起、当零零年代的MP3和手机人手一部，流行音乐的形式越来越内敛，受众变得彼此孤立，就越来越发展不出乐队文化，而乐队和摇滚，是流行音乐针砭社会的主要形式，因为这更接近于一种“人民的艺术形式”。

流行音乐的变质是个非常大的题目，但其中一个因素无疑是全球化，这儿说的不只是随身听和KTV的进口，更主要说一种消费文化的跨国替换。欧美在九十年代借信息科技浪潮，展开了新的一次工业革命，经济稳步向上；反观香港，我们在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跌得头崩额裂，经济和民生困顿十年。在这个时代，香港音乐本应发挥逆流而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可是，也许因为流行文化的输入，欧美盛平之世的靡靡之音掩盖了本土音乐，泼熄了一代人心中的火。纵有二零零四年许冠杰重举大旗、唱一曲《零四祝褔你》，纵有“LMF”以脏话入词针砭社会，也都不久就被淡忘。最大众化、最简捷、受众面最广的音乐尚且如此，那么受众更零碎的、诸如电脑游戏等等的新兴流行元素，就更加的打酱油。

在都市人的成长路上，影响他们的因素除了学校那左耳入、右耳出的宣教，就数流行文化最大，而音乐正是流行文化的最大表征、指标、符号。正如西方嬉皮士运动可以用一首《Imagine》代表，香港的八十年代的乐队也印证了那一代年青人对社会的关注、对不公的抗争、对世界的思考；而九十年代后乐队的衰落、音乐主题的平庸化，则把我们驯化成“恋爱大过天”、两耳不闻窗外事、惯于服从现状而不加思考的沉默的一群。即便互联网一日千里，也不过提供了新的载体，可是文化的影、音、文字的内涵，还是没有二样。

如果说流行文化是我们对世界的第一道直接接触，那么家庭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间接传递。父母一方面言传身教，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一方面是保护伞，是我们在耳筒中强说情愁或者在KTV糟蹋歌曲的时候的经济支柱。

这个华南海岸的弹丸小城，本是一个普通转口港，二战前也不是珠三角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战后的大移民和美国的越战订单，掀起了香港的轻工业起飞的序幕。上一代在六十、七十年代的血汗工厂付出的青春——今天的九零后已无法想象香港也有过血汗工厂了——换来八十年代的资本。中产兴起，楼市和股市成了金融精英以外的普通人们致富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九零年至九七年，因港英政府挥霍财政储备而造就的“玫瑰园”泡沫时代，更把这种心理推向极致。就这样，在我们这些八零后的孩提、少年时代的某一天，我们的父母不再是工人了，也许因为工厂北移，也许因为听了亲戚邻居谁谁炒楼炒股票大赚，就把积蓄拿出来同去同去；在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泡沫经济的崩溃有父母死命顶着，我们只知零用钱少了，只知把政府“综援”的证明拿出来的一刻有点儿尴尬，除此之外，我们并未理解太多，自然不知痛定思痛。而这种投机的心理还影响到了教育。大专志愿以金融、管理为上，自不待说，更严重的，是明星补习社的“tip题目”（猜题）风气蔓延。依靠取巧而上位的八零后，今天正在慢慢进入社会的中高层。

所以，当一些在六十、七十年代奋斗过、在八十年代吶喊过的上一代，指斥我们这些八零后这样不对、那样不行时，除了固有的那种“一代不如一代”心态外，其实也还真的说中几分。我们只知投机，不懂脚踏实地，一来因为社会的习染，二来因为在风调雨顺的环境长大，是温室小花。我们也不理世事，在爬升的轨道上这叫庸俗，而在这个下降的世道中这叫颓丧，和上一代比不行，和九零后相比都要被鄙视。比如说我的母校，最出名的校友除了古天乐，一是一位“靓模”（少女模特），一是我的一位不相熟的同学、靠刷爆信用卡碰运气赚了一千万的“少年股神”。这么所“名校”尚且如此，也可以窥见社会的风气了。

因此，当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八零后只有怀着过去的习惯，去迎接一个陌生的“美丽新世界”。

惊险的时代滑梯

“早八零后”一毕业，几乎就成了失业生。那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最严峻的几年，加上“非典”之逆袭，社会戾气甚大。我们在那个年纪，是不会懂得社会经济大图景的，学校一点都没有教。港英的“自由放任政策”和“西方殖民教育”是奇妙的组合，这使我们的眼光局限在这小城市。她在我们心中，曾经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模式，我们不知道世界，也不知道殖民宗主国，更不知道祖国，所以有些什么事，我们就好像小孩子只懂发父母的脾气那样，只知把矛头对准小城市的小政府。

但示威游行毕竟改变不了什么。香港的经济从一开始就走了歪道，八十年代没有逐步升级产业，却一下子就把资金投入金融等精英行业，这在一方面只能使少数人直接受益，在另一方面则使香港的经济结构更易遭受外围冲击。金融危机泡沫爆破，香港的复苏在“亚洲四小龙”之中最落后；而中国内地的经济起飞，也使香港的地位无可挽回的失落。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新政中，本有各种新产业的尝试，也有大规模的建屋政策，要把土地成本降下来，然而正是习惯于投机的香港人，因为房子、股票被套，万般反对这些使房价下跌的做法，也使董建华受压不过，提早呈辞。曾荫权上任，在经济大结构积习难返的情况下，只有依循惯性，预告了今日的政经问题。今天回头一看，香港人可谓中了自己的圈套，而八零后可算是无辜受害者了。

男孩子毕业，一般都是慢慢探索专长、积蓄经验来拓展长远事业的，只要找到工作，一开始薪金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不是大问题。可是女孩子不同，女孩一般都希望尽快多赚点钱，也不太打算长远事业，以后嫁人算了；此外，在传统家庭关系中，女孩也更多的负责养家，让兄弟放开手来闯荡。因此，短期的快钱都是年轻女孩的活，而这类工作的类型，也多少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形态。在七十、八十年代，女孩子都能去工厂打工，职位多的是，我姐姐也就做过电子厂女工，整天拿电焊养家。到了九十年代，香港从轻工业城市转型为信息商务城市，女孩纷纷投入“Call台”，也就是传呼机服务中心，用没好气的嗓子换取钞票。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香港已没有这种适合少女的劳动密集职位，除了一般服务业，就只好做廉价的私拍模特儿去，渐成“靓模”之风。所谓“靓模”就是少女模特，本来青春女生进入这一行业者素来有之，但其成为一种风气和文化，也算突显了一个社会经济的死胡同，甚至拉丁化的征兆。

所以即使“晚八零后”投入劳动市场，走进成年人的世界，情况也不比早生几年的同辈好多少。经济虽复苏了一点，但成果限于精英，普通人只能从服务业之中分一杯羹。其实在我们中学时，学校已经一直强调沟通技巧之类的东西，和上一辈注重学术和技能的教育相比，也算是服务业社会的预演了。而服务业 ——特别是商务和零售服务——是女孩子的世界，对于真正要发展事业的男孩子来说，就算甘于低微，节衣缩食，又有何事业前景可言呢？如果女孩终将披上嫁衣，而男孩终将代表八零后挑起未来的重担，那么整个八零后群体的未来，实在不容乐观。

大众产业的缺乏，使我们八零后从光辉岁月之中跳上滑梯，无声无息的下滑至今。最近两年，内地和香港的矛盾升温，社会讨论渐趋热烈，我们才有机会慢慢认识到所有问题的前因后果。

立于时代的砂土上

纵然滑梯惊险，毕竟也滑了十年。横向相比，我们较诸内地的八零后，没有在懂事以后经历过飞速的发展，缺乏自信，更缺乏宏大的眼光；相比台湾，我们的衰落来得早一点，让我们迄今经历了十年的磨练。纵向相比，我们从前习惯了听从，从不质问，不批判；今天的九零后乘国际左翼运动的浪潮，投身政治运动里，目空一切，即使当年的我们穿越至此，也自愧不如甚多。

可是，正像作家余秋雨在忘了哪篇文章说的，家道中落却没有完全破败的大宅门，最适合抚今追昔、温故知新，而香港正像这么一个宅院。我们比起沉浸于“腾飞”愿景的内地八零后，应该能够更谨慎小心；比起台湾的同辈，可望更处变不惊。十年的磨练下来，虽然没有九零后的小将们的热血，但却多了从前没有的视野和反思，七十年代的刻苦、八十年代的进取，我们还有机会汲取；怎样立足香港，背靠中国内地，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比九零后看得深入一点。

九零后已经踏入社会，而我们也终于醒觉——就是从滑梯仆下来，摔个灰头土脸，然后站起来。而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站起，三十而立，社会的未来很快就要交到我们手中，而社会是一个最巨细无遗的考卷，我们可不能再“tip题目”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