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时代（prosperous era）中，女性化的男人与女人无异，他们留着长发、身材苗条，还化着妆，却表现得完全不足以应对困难。罗辑刚把对按钮的责任移交给了一个女人，三体人就发起了进攻，因为他们不认为她会有勇气按下按钮——他们猜对了。

刘慈欣将宇宙视作黑暗森林的看法或许是悲观的，但他对人类及其未来的看法却是非常乐观的。我们并不处在终结时刻：我们尚是婴儿，处于长梯的底端。我们会开发出超硬纳米材料，这将使我们能够建造太空电梯。我们会研制出由核聚变驱动的推进器，这将带我们越过奥尔特星云。总有一天，我们将能够建造环形人造行星，它们会产生自己的引力场。我们将住在状若树叶的房子里，房子则悬挂在巨大的人工树的枝条上；我们不会再拿着手机或智能设备，因为任何表面都可以随意变成信息屏幕。通过想像远在前方的文明，刘慈欣不断提醒我们，人类尚处科技萌芽期；他指引着道路。最具震撼力的一组场景出现在《黑暗森林》结尾，当时地球舰队正在接触一个三体探测器，它使我们最先进的宇宙飞船显得粗陋：

▲《三体》中“水滴”的想象图

探测器呈完美的水滴形状，头部浑圆，尾部很尖，表面是极其光滑的全反射镜面，银河系在它的表面映成一片流畅的光纹，使得这滴水银看上去纯洁而唯美。它的液滴外形是那么栩栩如生，以至于观察者有时真以为它就是液态的，根本不可能有内部机械结构。

但到三部曲的结尾时，人类的科技能力已经超越了三体人。

《流浪地球》所收的故事虽短小，但却和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一样，有着同样恢弘雄壮的笔调。其中一则故事是，为了避免被太阳摧毁，地球被改造成了一艘宇宙飞船，驶向银河系的另一部分。而在《山》中，人类遇见了一个曾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岩石星球地心里的文明，亦因此，关于是什么构成了地球和天空，他们有着与我们相反的看法。

最能代表刘慈欣作品具有感染力的奋斗精神的故事，或许是《中国太阳》。在这个故事中，中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人造太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一个叫“水娃”的农民从他的村庄进入城市，找到了一份擦玻璃窗的工作，而后得到了一份清洁人造太阳的工作，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了一名太空探险家。小说每一章都以一个“人生目标”为标题：第一个是“喝点不苦的水，赚点钱”；最后一个则是“飞向星海，把人类的目光重新引向宇宙深处”。寓意很清楚：中国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沃土，任何具备必要动力的人都可以在此成功。“现代社会充满着机遇”，水娃的一个科学家室友对他说到，“满天都飞着金鸟儿，哪天说不定你一伸手就抓住一只，前提是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

▲刘慈欣的作品《中国太阳》、《流浪地球》

《看不见的星球》中，没有一个故事（除了刘慈欣自己的）像三体三部曲和《流浪地球》一样，着力于失控目的论（galloping teleology）和科学必胜主义。这个作品集所收的大多数作家，比出生于1960年代的刘慈欣年轻得多，并且他们显得更为厌世。郝景芳，一位天体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后又继续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政治寓言。

《北京折叠》，与米维尔的《城与城》十分相似，使用占据同一地理空间的几个城市的想法，来批判北京的阶层结构。故事中有三层不同的北京，每层住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第一空间是五百万精英居住的地方；第二空间有二千五百万管理阶层的成员居住；第三空间，则有五千万工人阶层居住。当每个空间的居民入睡，他们的房屋、工厂、商店和公园都会机械地变换位置，给另一个空间的建筑让路。（郝景芳将此过程描述为一支绝妙的建筑芭蕾舞：“高楼像最卑微的仆人，弯下腰，让自己低声下气切断身体，头碰着脚，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再次断裂弯腰，将头顶手臂扭曲弯折……然后地面翻转，小块小块土地围绕其轴，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另一面，将另一面的建筑楼宇露出地表。”）这个故事选取了与《中国太阳》所展现的社会流动性相反的线索：在时间与空间的区隔下，社会的上流阶层是难以进入的。

▲《北京折叠》场景的构想图

在《看不见的星球》里，有些故事可以视作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及其快速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意见，比如马伯庸的《寂静之城》，批评政府令人感到压抑的审查制度。又如陈楸帆以深圳为背景的《沙嘴之花》，叙述者描述了改革时代中的村民们，是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赶建高楼的，但实际房价已经飙升到如此之高，以至于村民卖不出它们，于是这些建筑一直空空荡荡、摇摇欲坠，“像历史遗址一般”。陈楸帆也是长篇小说《荒潮》的作者，其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依附于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的电子垃圾回收社区：“在硅屿，中国南方一座建立在电子垃圾回收基础上的小岛，污染使这个地方几乎不能居住。随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地方宗族、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来工人、代表国际资本主义的精英，在其中争夺着统治地位。”

夏笳在其文章中问道：“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什么？”她将科幻热潮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描述了作者们对此的不同反应。科幻自然会出现在一个有着宏大的太空计划的地方，如同中国的计划：打算于今年将一辆月球车降落在月球背面，并在2020年以前，让一架轨道飞行器、登陆器和火星车抵达火星。

但年轻作家们同样意识到了迅速发展对环境和中国传统与习俗的侵蚀，并对这一态势在年轻人中造成的高度竞争文化有所自觉。在一篇名为《断裂一代》的文章中，陈楸帆写到了他工作的网络公司中的同事们的焦虑：“在他们身上，我首先感受到一种疲惫…他们担心房价飞涨、污染、年幼子女的教育、年迈双亲的医疗、成长与就业机会——他们担心，由中国众多人口而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只留下一个受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困扰的中国，在其中，他们肩上的负担年复一年地加重，而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正在褪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