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交网络的大量写作的常见错误是将网络和等级区分开来。这是一个虚假的二分法。等级只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有限数量的水平边缘的网络，它使单个统治节点成为一个高度的中心。任何专制统治的本质，都是让组织图上的每一个节点不能彼此沟通，并且除了和中心节点发生关系外，彼此之间无法组织起来。正确的区别是在等级网络（Hierarchical networks）和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s）之间。

对于大多数历史来说，等级网络主导分布式网络。在相对较小和冲突相对频繁的社区，集中领导享有较大优势，因为通过集中的命令和控制，战争通常更容易。此外，在大多数农业社会，识字是少数精英的特权，所以只有几个节点是和读写世界相联系的。但是，500多年前，印刷机出现了——它使得马丁•路德的异端变得异常强大，并催生出一个新的网络。

马丁路德翻译的圣

路德认为，他改革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的结果将是一个被称为“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东西，它是扎克伯格的“全球社区”的十六世纪等价物。实际上，新教改革产生的不止是一个世纪血腥的宗教冲突。这是因为路德和后来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新教义，在欧洲的传播并不是均匀的。

虽然新教迅速形成一个网络结构，但它也使得欧洲的同质性被分化，那些在人口密度和识字率方面和德国城市比较类似的欧洲地区开始拥抱新宗教，而大多数农村地区则反对它，并且拥护教皇的反宗教改革。然而，事实证明，即使通过大规模的处决，天主教统治者也不可能摧毁新教网络，正如不可能在采纳宗教改革的国家全部拔除天主教一样。

薄弱关系点的强度

第二个见解是，薄弱关系点非常有力度。正如斯坦福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的一篇精采文章中证明的，熟人是朋友圈之间的桥梁，正是这些薄弱的关系点，让世界变得很小。在心理学家斯坦利•米拉格（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发表的连锁信件所显示的著名的实验中，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一名遗孀职员之间和和波士顿的一位她不认识的股票经纪人之间只有七度分隔。

像宗教改革一样，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是网络驱动的现象，并且它们的传播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诸如伏尔泰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通信网络，反映了熟人网络的重要性，不然的话这些社区可能仍然被局限在各自的国家内部；它也反映了社会组织新的方式——特别是共济会——增加了志同道合的男人的联系，尽管建立了社会地位的分歧。这么多关键人物同时完成一场美国革命不是偶然的，从乔治华盛顿到保罗•雷维尔，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冲啊病毒

第三，网络的结构决定了其病毒性。最近，社会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的研究都表明，一种疾病或一种想法的传染性依赖于社会网络的结构，与病毒或模因（通过模仿方式传播的文化或文化因子）的固有属性一样。

十八世纪末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启发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两者都通过通信，出版和社交性网络传播。但殖民地美国和法国法国的网络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前者缺乏一个大规模的文盲农民群体）。一场革命产生了一种相对和平，去中心的民主，尽管它还包含一个奴隶制的过渡期，而另一场，则缔造了一个充满暴力以及间或的无政府的共和国，它很快就追溯古代罗马的步伐，走向了暴政和扩张（的帝国之路）。

在1814年拿破仑法国的陷落之后，等级秩序被艰难恢复。大国主导的维也纳和会次年在欧洲重新确立了君主制政府，并且以殖民帝国的形式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使帝国主义的蔓延成为可能的事实是工业时代的铁路，轮船和电报技术，它使得伦敦作为最重要的节点成为超级中心（superhubds）。换句话说，新工业时代的网络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新技术带来的集权控制远甚于印刷和邮政服务的能力。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是1815年至1914年间，火车和列车时间表出现的时代。

网络永不眠

第四，许多网络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其形状不断变化。

即使是所有时代中等级最为森严的极权主义的帝国也是这样，阿道夫•希特勒时代也是如此。

在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民主的欧洲和企业主导的美国也是等级性的，只要看看通用汽车公司的中期组织图表就可以发现，但它并没有达到相同的强度。一个类似于民权运动的基于网络的改革运动在苏维埃俄国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在美国南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曾经被骚扰，但是压制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20世纪中叶是一个倾向于等级治理的时代。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化开始了。很容易假设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硅谷是弱的中心控制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互联网被美国人而不是苏联人发明出来，正是因为美国国防部被越南灾难性的战争纠缠，才给了加利福尼亚的计算机科学家随其所好建立一个计算机通信系统（的机会）。这在苏维埃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当时一个由控制论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ybernetics）负责的类似项目，一言不合就被财政部关闭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见证了发动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变化，它预示着第二个网络时代的黎明。在美国，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辞职似乎代表着新闻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反抗帝王总统的伟大胜利。但即便如此，水门事件，越战的失败，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都没有带来整个体制的全线崩溃。

的确，罗纳德•里根总统非常轻松地恢复了行政部门的声望；相比之下，苏维埃帝国在东欧的崩溃是由几乎没有任何先进通讯手段的反共产主义异端者的网络带来的。事实上，即使政府拒绝给他们印刷的权利，被称为“samizdat”的地下文学却越来越强大。波兰案例说明了网络良好的作用：团结工会成功只因为它本身被嵌入了一个杂多的反对派团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