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洞见对生活在核武器时代的我们有着深远意义——在这个时代，一场世界大战会夺去数以亿计的生命。也是在1963年，在未发表的论文“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制定决策”中，基辛格总结了冷战时期决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可怕”困境：

“每个政治领导人都可以做出最不费功夫的估算，或者做出较费功夫的估算，他可以在两者间选择。如果他选择前者，那么，随着时间过去，他可能被证明为错误，为此他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他的行动基于猜测，那他永远都不能证明他的行为是必需的，但他可以不用后来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他很早采取行动，他无法知道他是否必需这么早采取行动。如果他等待，结果也许好，也许坏，这要看他的运气。”

如何看待决策行为中的推测？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结果的不对称性。一个成功的、有先见之明的举措将带来很多好处，但它并不会得到相应的奖赏，因为，“成功的决策往往使后世忘记当初事情很容易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有先见之明的领导人更可能受到责备——因为要防患于未然就要提前付出——他反倒不会因为成功避免灾难而受到赞扬。与此相对，拖延时间可能未必导致灾难——这正是上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本质。从国民支持度方面来看，最不费功夫的决策往往是最讨巧的。

众害相权取其轻

1948年，年轻的基辛格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具有启示性的写道，“世间不光只有对与错，对错之间还有很多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是在对错之间做选择，”因为“只有最无情的人才会选择明知道是错的东西……真正的两难是灵魂的困境，会引起非常大的痛苦。”简单地说，在外交政策上，最困难的选择肯定是在众恶中做出选择，因此，真正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众害相权取其轻（即使从政治意义上说这是更艰难的选择。）

1957年，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一书中，基辛格说，在冷战期间保持势力均衡就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肯定会遭遇到两难的局面，比如内战或者政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防止发生这样的事。但一旦它们发生了，我们必须有意志力采取行动，并在只允许众害相权取其轻的局面中承担风险。尽管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放弃原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有活下来了才能够坚持原则。”

这本书的哲学基础是：比起放弃投降或毁灭全人类，一场范围有限的核战争可能是众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虽然这显然是一件令人厌恨的事。在最后一章，基辛格清晰地提出了一个众害相权取其轻的普遍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他的信条：

“如果我们只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当我们的道德、法律和军事立场完全和谐一致，当我们行为的合法性与我们求生的需要几乎没有冲突——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未来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像过去那样，安全地坚持做出简单的道德选择……要成功应对如此暧昧的难题，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一种道德行为，那就是在未掌握所有信息或有违我们原则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承担风险。如果我们坚持没有回旋余地的绝对原则……那只会导致无所作为。”

晚些时候，在1966年，针对越南问题，基辛格提出了相似的见解：“我们不能只接受最投合我们道德预想的挑战，我们没有这样的特权。”那时他已经意识到美国对抗北越的战争只能以协商谈判告终。他已经看到，“在打击北越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中，以及在越南国家建设方面，美国都缺乏总体性概念。”美国惯用的对策是丰富的资源和复杂的官僚体制，这不适用于越南。与仓促放弃南越，或者升级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相比，协商谈判达成和平是一个众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现实主义的幻象

在他对梅特涅和俾斯麦的论述中——尤其在他未完成的关于俾斯麦的书稿中——基辛格认为，在外交政策中的纯粹现实主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在关于俾斯麦的章节中，他写道，“社会没有勇气采取一种把万事看穿的姿态。”“把人看作社会最基础层面的组成单位，把社会看作驱动力——坚持这么看总是导致个人在社会力量的裹挟之下逐渐丧失所有的自我克制。社会运作总是基于大概情况，它们没有能力对情况做精细的区分，所以，将权力视为手段的原则可能最终会使权力变成目的本身。”

毋庸置疑，俾斯麦的策略有很大部分是基辛格推崇的。通过研究俾斯麦，他认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让对手互相争斗以坐收渔利。基辛格认为，德国统一以后，俾斯麦的新欧洲秩序的关键在于他有能力“操纵那些彼此竞争的国家对普鲁士作出许诺，从而使普鲁士跟它们任何一国的关系总比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具体来说，基辛格很钦佩俾斯麦在1887年签署的《再保险条约》中体现的气度优雅的模棱两可。这个秘密条约规定，德国和俄国在一方介入与第三方的战争时要保持中立——除非德国进攻法国，或者俄国进攻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俾斯麦的继任废止了这项条约，这使欧洲外交变得很不变通，其后果非常严重。然而，在他的文章“白色革命家”中，基辛格也写道，从本质上说，俾斯麦对国际关系持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见解，将其看作是一种为了求生存而展开的无视道德的斗争，这注定了他不能把他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成就体制化。

在基辛格看来，民主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们倾向于更喜欢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国者。“先知宣扬追求完美……[但]除了经由同一化和脱离常轨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取消所有形式的义务——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而]单纯仰仗某一个人的道德纯洁意味着放弃对其加以制约的可能性。”与先知对立，基辛格站在治国者一边——治国者必须时刻警觉这类追求乌托邦的企图——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琐碎的控制操纵，而是因为他必须为应对最坏的实际情况做好准备。”治国者的悲剧一部分在于他必须总是少数，因为“让人们欢欣鼓舞的不是均衡感而是普世性，不是安全感而是长生不死。”

70年代的那场演出

在很多方面，基辛格的辅政经验非常充分地证实了上述最后一点。虽然最开始被新闻媒体吹捧为“超级K”，他后来遭遇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两面夹击——左翼说他在第三世界犯下了战争罪行，右翼指控他对克里姆林宫卑躬屈膝。或许正因为此，基辛格关于外交政策的洞见解没有被体制化，或者已经被人遗忘。

在一篇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中，基辛格写道，“美国不存在外交政策。”“只有一系列行动导致某种也许是计划外的结果”，“研究机构和情报机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试图把理性和一贯性加诸于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根本不具备理性和一贯性。”现在，40多年过去了，这些话还同样适用。基辛格认为，在策略上缺乏连贯一致性是由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他解释说，不像19世纪的领袖，“当代管理式社会的典型领导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很有能力使自己当选，但对上任之后做什么，他没有一个非常到位的统筹全面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情况。

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欠缺历史感。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在嘲笑共和党对手米特·罗姆尼时说过一句令人记忆犹新的俏皮话，“80年代的人叫你把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回去，因为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了。”这话针对的是罗姆尼把俄国描写成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然而，仅仅17个月后，俄国无视国际法，吞并了克里米亚。奥巴马在2014年吹牛说，他“现在真的不太需要乔治·凯南了”（观察者网注：乔治•凯南是美国冷战时期战略家，遏制政策的创始人，2005年去世），”牛皮很快就被吹破了。

然而，也许不是上世纪80年代在呼唤，而是70年代。那时——就像现在——美国经济经历一次重击，留下长久的后遗症。1973年的石油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类似。就像理查德·尼克松，奥巴马接手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输在军事方面，而输在国内民意上。幸亏戴维·彼得雷乌斯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等指挥官为奥巴马在军事上打赢了这场战争，除此之外，对这一代人来说，伊拉克就是当年的越南。

与尼克松时代一样，奥巴马面对的俄国对维持友好关系也不那么感兴趣——虽然它有时装得好像感兴趣：我们很容易忘记，在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很像今天的普京，不但想在俄国的后院指手画脚，还要在世界各地张牙舞爪。就像尼克松当年一样，奥巴马发现欧洲和亚洲盟友都极难调控。今天西欧的国防开支占国家收入的比例甚至低于上世纪70年代。他们忘记了基辛格很久前的一句谏言：“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把和平仅仅理解为“避免战争”，并把为这当作主要目标，那这时的国际体系就只能任凭国际社会中最冷酷无情的成员的摆布了。“同时，亚洲国家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发展自己的军事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它们认为奥巴马所谓的亚洲轴心是一个虚幌子。此外，中东是一个至少跟基辛格在职时一样大的火药桶，一触即发。

无论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何可置喙之处，基辛格至少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发展出了一个战略框架来应对美国面临的挑战，这个战略框架的构成部分都建立在这四个原则的基础上。

基辛格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的战略有三个构成部分。第一，他试图努力恢复与西欧跨大西洋的同盟关系。为了抵消西欧一体化产生的强大而内省的力量，以及西德的东方政策，他试图给美国与三大西欧主要势力（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双边关系重新注入活力。第二，通过协商、谈判与合作缓和与对手的关系是一个外交政策上的概念，基辛格试图使缓和政策的概念具体化，寻求美国和苏联不只在战略性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同时又不放弃抵制苏联扩张，遏制苏联实力增长的基本原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发觉如下事实——虽然在很显明的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性质的，但它也许能够被带入这个权力均衡的格局中来，而中苏之间的敌对能够为美国所用，使美国分别接近中苏，使它们与美国的关系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接近。基辛格的批评者很早就抨击他在施行这一战略时采取的战术，尤其在他认为次要的国家。但他们不能否认，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战略性概念。近七年来，美国没有这样一个战略性概念，今天我们看到这导致了什么结果。

长期以来，许多届美国政府的决策者都低估了历史在各国的自我认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个又一个决定中，他们没能把握推测在决策制定中的意义和作用——有时低估了防患于未然的好处，有时低估了不采取行动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众害相权取其轻”，逃避做出这样困难的选择；躲在故弄虚玄的讲演后面，实行一种看透一切、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种现实主义都缺乏合理性和有效性。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与1968年底何其相似乃尔的乱局。我们非常需要一条“基辛格路线”。但首先，决策者——还有美国公众——需要懂得基辛格的意义。

（观察者网金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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