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国并没有允许外国进口商与本国生产商竞争。对于债务国而言，货币紧缩并不会带来更具竞争力的出口生产，而是会导致经济破坏和混乱。

李嘉图的模型和美国的新古典理论无非是实施强硬债权政策的借口。结构性调整或紧缩政策已经对采取这些政策的经济体和政府造成了灾难性影响。紧缩政策无疑降低了生产力和产出。

1944年，当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试图抵制美国提出的外国贸易和货币从属（美元本位制度）的要求时，他提出了一种超主权货币“班科尔”（Bancor），及其配套的多边清算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要求长期作为债权国的国家（即美国）失去对债务国（如英国当时即将成为这一角色）所积累的金融债权。

这是为了防止国际金融秩序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过于极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债权人必须保证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否则就会失去其金融债权。

凯恩斯还强调，如果债权人希望得到偿还，他们必须从债务国进口商品，让他们赚取利润以偿还债务。

这是一项深刻的、有道德的政策，且具备更多的经济合理性。它将使双方共同繁荣，而不是只让债权国繁荣。如果债务国则陷入紧缩，它将无法通过提高社会支出和生活水平来投资、实现现代化并发展其经济。

凯恩斯

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正在违反这一原则。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像凯恩斯提出的班科尔（Bancor）那样的国际收支安排，却有单极外交政策下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严酷现实。

如果墨西哥想要拯救自己的经济，避免陷入紧缩、价格通胀、失业和社会混乱，它将不得不暂停支付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它们就拥有道德立场，创造出一个现实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叙事，阐明任何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运作都是体系运行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因此，当前的形势迫使世界摆脱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秩序。由于特朗普通过关税和贸易制裁阻止进口，美元的汇率将在短期内飙升。

这一汇率转变将压迫那些欠美元债务的外国，它们能采用的方法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将面临的压力相同——为了保护自己，必须暂停偿还美元债务。

应对当今债务积压时产生的这种反应，并非因为它们是“恶性债务”。“恶性债务”的评判标准是，债务及其偿还条件并不符合那些被迫承担这些债务的国家的利益，因为贷款方必须评估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并对潜在的债务损失承担一定责任。而现在的情况比“恶性债务”的情况更加恶劣。

世界上美元债务过剩的核心政治问题在于，美国正在以一种阻碍债务国赚取足够资金以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外债的方式行事。因此，美国的政策对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债权人构成了威胁，因为这些债务在不破坏本国经济的情况下几乎无法偿还。

美国假设其他国家不会对其经济侵略政策做出反应

特朗普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还是说他那些动荡的政策仅仅是在给其他国家带来附带损害？

我认为，实际上，美国政策中存在着一个深刻且基本的内在矛盾，这类似于美国在1920年代的外交政策。当特朗普向选民承诺，美国必须在任何国际贸易或金融协议中成为“赢家”时，他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特朗普在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它们必须成为“失败者”——并且要愉快地接受这一事实。作为美国胜利的回报，各国需要接受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以防俄罗斯入侵欧洲，或中国大陆派兵进入台湾地区、日本或其他地方。

而它所对应的幻想是，俄罗斯会从支持欧洲经济垮塌中收获一些东西，或者中国决定在军事而非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

这种乌托邦幻想背后有着傲慢的心态。作为世界霸主，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少考虑到其他国家会如何回应，其傲慢的本质就是简单地假设其他国家会被动服从美国的行为，且不会有任何反对。这一假设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或其他那些拥有类似美国代理政治家的国家来说，是现实可行的。

然而，今天发生的情况当年发生的情况具有相似的系统性特征。1931年，德国赔款以及盟国之间的债务偿还终于结束。但那是在1929年股市崩盘和更早的德国、法国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两年之后。

类似地，1980年代末拉丁美洲的债务通过布雷迪债券得以减免。在这两种情况中，国际金融成了导致体系整体性政治和军事崩溃的关键因素，因为世界经济已变得自我毁灭性地金融化。类似的情况今天似乎不可避免。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都涉及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

美国国内政治同样不稳定。特朗普使用“美国优先”政治剧本使他当选，但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运行哲学的矛盾与政策后果，他的团队被替换。

他的关税政策将加剧美国的价格通胀，并且更致命的是，会在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中引发混乱。供应链将遭到破坏，导致美国的飞机、信息技术等出口中断。而其他国家将发现自己有必要使其经济不再依赖美国的出口或美元信用。

也许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短期内，美国的政策正迫使其他国家发展一套基于新地缘政治秩序的供应链、贸易模式和依赖关系以取代之前的关系。

特朗普试图撕毁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及互惠关系。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美国将最终胜出。

这种自信是他愿意撕毁今天地缘政治互联互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美国经济就像一个黑洞，是一个能够将世界所有资金和经济盈余吸引到美国的引力中心。这正是“美国优先”的明确目标。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计划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宣战”的原因。

特朗普&马斯克

美国外交倡导的经济秩序不再承诺会让其他国家繁荣。特朗普希望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收益将流向并集中在美国。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特朗普方面。他仅仅是在遵循自1945年以来美国政策中就已形成的但是被隐藏的部分道路。

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唯一能够彻底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它可以自己生产能源，也可以自己满足自身食物需求，并向其他国家供应这些基本需求，或者有能力关闭供给阀门。

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经济体。美国的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并且它没有限制，可以通过向世界大量投放过剩美元来超支，这些美元被其他国家接受作为外汇储备，仿佛美元依然像黄金一样可靠。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假设：几乎按下开关一样，美国可以恢复1945年那时的工业自给自足的状态。美国就像是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杜波依斯，活在过去，却无法很好地衰老。

美帝国自利的自由主义叙事  

要让其他国家默许并接受帝国在其中和平生活，需要一个安抚性的叙事，描绘出帝国推动着所有人向前发展的景象。其目的是分散其他国家对一个事实上的剥削性制度的反抗。最初是英国，随后是美国，推广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使他们在成本上占据优势，进而将其他国家变成了他们商业和金融的卫星国。  

特朗普揭开了这一意识形态的面纱。部分原因是美国与北约的外交政策，其对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战争，以及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制裁，已经让这一叙事无法维持下去。  

它那用于控制局势的叙事已经被所有人看破，现在如果其他国家不拒绝这一体系，那简直是疯狂的。 问题是，这些国家将如何把自己置于能够创造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位置？它可能沿着什么轨道发展？  

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独立行动。加拿大可能会屈服，让其汇率下跌，国内物价上涨，因为其进口商品以“硬通货”美元计价。  

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与墨西哥类似的国际收支压力。除非它们像阿根廷那样拥有精英客户——阿根廷的精英本身就是阿根廷美元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否则，它们的政治领导人将不得不停止偿还债务，否则将面临国内紧缩（本国经济的通货紧缩），同时，由于汇率在美国美元不断升值的压力下崩溃，进口物价将出现通货膨胀。它们将不得不暂停债务支付，否则将被选民赶下台。

阿根廷此前经历了一轮长周期物价上涨

并非许多领导人能够像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那样，有权表示她所属的绿党不必听取德国选民的意见。全球南方的寡头政权可能依赖美国的支持，但在愿意为了忠诚于美国外交政策而毫无底线地自我经济毁灭方面，德国无疑是一个异类。

相比继续屈从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秩序，暂停债务支付的破坏性要小一些。但是阻碍这一政策的因素是政治问题，尤其是中间派对于进行重大政策变革的恐惧，这种变革是避免经济两极化和紧缩政策所必需的。

尽管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是空洞的，且会受到美国自己捐赠者阶层中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止，但欧洲似乎害怕直接揭穿特朗普的虚张声势。特朗普表示，如果其他北约成员国不同意将其GDP的5%用于军事开支（主要购买美国武器）并购买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LNG），他将对这些国家征收20%关税。

然而，如果欧洲领导人不进行反抗，欧元可能会贬值10%到20%。国内物价将上涨，国家预算不得不削减社会支出计划，比如支持家庭购买更昂贵的天然气或电力以供家庭取暖和用电。

美国新自由主义领导人会欢迎美国对外国政府提出这种阶级战争阶段才会出现的要求，美国的外交活动一直在彻底削弱欧洲及其他国家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政治领导层，选民的需求似乎不再重要。而这一切正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其主流媒体的作用所在。

然而，正在动摇的不仅仅是美国对西方及其势力范围的单极主导地位，全球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的结构，以及全球的军事关系和联盟体系不可避免的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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