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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哈特:全球化视野下的民粹主义与爱的政治
关键字: 《帝国》迈克尔·哈特欧美左翼拉美左翼全球化阿拉伯之春这个概念会与时俱进,这也是我和托尼处理这个概念的方式。很多社会运动让某些事物不再受到质疑,好像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道理,但其他事物又成了问题。我喜欢这种概念,不是要回到最初的起源,而是与时俱进的概念。
厄:在《大同世界》——我刚刚读了你的《爱的进程》(Procedures of Love)——你说我们应该试图发展出作为相遇的爱的政治概念,你也参考了德勒兹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论述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黄蜂和兰花的论述。我感兴趣的是,为何你会关注爱的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说,我想知道是否是关于诸众政治的思考将你和奈格里引向了爱的理念。
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关于你们所研讨的劳动的本体论和爱的政治之间的关系。关于爱的讨论是否转变了我们思考非物质劳动的方式?我是这样想的:当你们讨论非物质劳动时,你们会谈论其建构性和情动性(affective)的维度,同时还有女性化的维度。如果我们依然停留在劳动的本体论的思考,那么黄蜂和兰花的故事更像是劳动的酷儿化而非劳动的女性化。爱的主题是否让你们之前试图统合劳动与诸众的作品增添了新的维度?
哈特:让我从分析性的组成部分开始。将爱作为政治概念的一个好处是能够认识或搞清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事物,即政治斗争并非完全是关于远离激情和情动的理性和利益。将爱放在政治领域会促使你将情动与激情的问题与理性和利益的概念结合起来。我们不应该将情动或激情从政治中排除出去,只关注利益、阶级利益、身份利益或者理性;我们不应该这样认识政治。这种认识在盖齐公园扎营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已非常普遍,在那里情动与激情起到了很大作用或者说处于前台。
将爱作为政治概念进行思考的另一个好处是,这是认识全部右翼政治运动本质的非常有用的框架。例如,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不要使用憎恨、寻找替罪羊或者指定敌人的框架,而是将其视为关于爱的运动,这会非常有效。但你也得认识到,正在被利用的爱的恐怖形式:对共性(the same)的爱,或者生产共性的爱。白人至上主义运动是对白种人的爱,而非只是对有色人种的恐惧或者妖魔化。
同时这种认识也让你承认,如果爱要成为解放的政治概念,那么它就不得不区别于右翼和种族主义运动所利用的爱的概念。它不应该成为对于同一的爱,或者对我们某种身份的爱,而是应该成为奠基于杂多性的爱。有很多思路都对我很有吸引力。例如,当查拉图斯特拉宣扬对最远者的爱时,尼采就是这样的思路。
查拉图斯特拉想要摆脱邻居之爱的概念,因为它发出共性和同一性的臭味。思考差异的爱,杂多性的爱或许更为有用,如果你能这样思考邻居之爱,那么也有其意义。邻居不是最像你的或者离你最近的,而应该成为你的陌生人,我们应该这样思考。
厄: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说,爱是否有着拒绝身份或同一性的效果(effect of disidentification)?
哈特:是的。回到你刚才所说的,我和托尼发现,酷儿理论对我们思考诸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框架。你的话让我想起何塞·穆诺茨(José Muñoz)的观点:他认为去身份化,而非成为某种身份,才能成为政治基础。酷儿理论中的反身份脉络通过拒绝同一性而得到运作,即便是共同体的建构也是通过差异,而非共性或者同一性。
厄:这就要面对你们也提到过的,即如何维持这种类型的去同一性的过程,因为爱在某种意义上是悖论性的;这是一种既具有颠覆性也具有创造性的相遇,但如何维持这种悖论性的情动进程?你们曾经提及让·热奈对仪式(ceremonials)的关注。我想知道的是,就让爱制度化来说,仪式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政治灵感?
哈特:如果我们想确立基于杂多性的爱的政治概念,这就需要不同的制度化,一个并非基于同一性的制度化。我和托尼在各种场合所尝试探索的一个东西就是基于对抗或冲突的制度的概念。你可以说是基于差异,但我们认为制度通常是基于一致化的基础。另外,我们感兴趣的是创造出基于异质性甚至是冲突的制度,即稳定的纽带和稳定的实践。
是的,我们受到热奈关于爱的相遇概念的启发。当你有了爱的经验的时候,问题并非如何感受它,而是让它不断发生或者持续下去。热奈的小说像是神圣的进程或者说是对习惯的创造。之所以说是神圣的,是因为这些小说创造出了新的东西。爱的相遇对他来说不仅创造了新的经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存在。在爱的相遇中,我们会经历本体论意义上的革新。因此热奈小说中的仪式就是一种让我们可以继续和重复的仪式化实践。
让我们回到盖齐公园的运动,因为很多人在扎营过程中体验到的就是爱,是一种改造他们的相遇。将爱作为政治概念的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爱是一种让你失去自我的体验。爱是一种能够改造人的经验。爱不只是你和他人形成团结关系,然后依然故我,与他人结盟等。在爱中,你失去自我并且成为不同的自我。所有的扎营运动——以盖奇公园为代表——都认识到了这种改造的本质,但是你不能强迫这种体验重复发生。你不能设定一个日子,让大家都去那儿集合然后让这种经验再度发生。一种方式是确立习惯——这就是我所说的仪式的意思——从而让其得到延续,并且重复那些可以让我们更加强大的相遇。看,现在爱听起来一点也没有感性的意思了。
我和托尼一直试图阐发一个问题,但随即发现很容易受到误解,那就是关于爱的话语会与宗教话语相重合。因为在所有的宗教里,起码就我所知的宗教,爱是共同体的核心概念。我的感觉是,我们虽然身处俗世,但也不必排斥宗教的传统、概念和神学论说,我们可以借鉴其神学传统但不必信奉某种宗教。我觉得,当我和托尼论述爱的时候,会有一部分读者说我们变得太感性了,还有一部分读者会说我们太宗教化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展神学传统的某些能够产生积极政治效果的方面,这对我们会有所裨益。在处理基督教神学传统方面我更拿手,但是我觉得伊斯兰教神学传统中也能找到思考政治主体的方式。我猜想——但我并不敢肯定——反资本主义的穆斯林是多么容易从神学经典和传统中找到支持反资本主义立场的要素。所以我认为,为何不能牵涉到宗教的逻辑,来将其作为扩展和阐发政治筹划的一种方式呢?
厄:在异端的伊斯兰传统中,有一个强大的关于爱的传统;有一种叫做“爱的旅程”(journey of love)的观念。后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这个关于爱的异端话语进行了发挥,他经常说,“我们因为造物主而爱所有造物。”这更像是民粹主义的爱。他就像是联系人民与死去的父亲的中介。
哈特:我有个绝佳的例子来说明那种既反映又建构同质性的爱的形式:“我爱你是因为你跟我很像。”看起来埃尔多安说的很多让人恼火的话都涉及到对那些跟我不同的人的排斥,例如,当他说他爱的是逊尼派的人时。这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爱在政治中所起到的恐怖作用。埃尔多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阿伦特与《人的境况》(1958年版)
说到这让我想到论述爱的另一条路径。我想到了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的一句话:“爱不仅是一个非政治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反政治的概念。”所以她认为政治领域应该彻底排斥爱。对阿伦特来说,非政治的力量意味着忽视差异性,但是她说,爱之所以是反政治的,是因为他摧毁了作为政治前提的差异性。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意味着在他人面前的演说,意味着社会场域内的多元性。
- 原标题:《帝国》出版15周年:访谈迈克尔·哈特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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