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关于中国这么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特殊道路的理论，另一方面，它也有一般性，这个一般性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市场经济3.0理论特点的概括中。作为这样一种兼具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历史唯物论的概念重构为前提。

在当代中国制度或生产关系的变迁中，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的因果链条和传统理论指认的因果链条，即通过生产力发展来改变生产关系，是不同的。列宁虽然认识到这一问题，但来不及将其认识概念化。

这里我乐意介绍张闻天同志的一个研究，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篇重要文章，题为“论生产关系的两重性”，该文在1979年发表于《经济研究》。张闻天指出，生产关系有两重功能，其一是表现适应生产力，其二是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两者既可以统一，也可以相互对立。两者之间的对立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迁，并不总是为了表现和适应生产力，而是由政治权力的改变所推动的，由此推动的生产关系变迁，虽然可以增加统治阶级支配的剩余，却不一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张闻天的研究所蕴含的上述思想，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布伦纳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并被用于比较历史研究。布伦纳指出，近代欧洲的三个地区，即英格兰、法国和东欧，在生产力大体一致的前提下，自16世纪以降演变出三种制度类型，英格兰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国在绝对主义王权下形成广泛的小农经济，东欧则出现了农奴制的复辟。根据布伦纳的研究，导致制度变迁出现如此不同的原因，在于三个地方阶级斗争形势和政治权力平衡的差异。

从张闻天到布伦纳的研究，其共同点是赋予生产关系的改变以极大的相对于生产力的自主性。前两年在研究一个课题时，笔者系统地阅读了恩格斯晚年的书信，看到他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评论，恩格斯说：在这场战争失利后，大清帝国要想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我就强烈意识到，恩格斯的这个论断，触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质——这一制度变迁是不能用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来解释的。

笔者在拙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里，曾结合这一问题意识对历史唯物论作了一个系统的概念重构，以便为建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一个适当的方法论基础。由这一重构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首先体现在生产关系的类型上，即可将生产关系区分为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其次，这种两重性还体现为功能的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这两重功能可以是统一的，但也可能彼此分离。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的影响，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推动。

第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要么在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促进了剩余的增长，要么在促进剩余的增长的同时，不依靠生产力的变化。前者概念上可称作相对剩余生产，后者可称作绝对剩余生产，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世界历史上的一般化。由于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的影响，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呈现为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个概念是笔者界定的，指的是在生产方式的演进中，绝对剩余生产所占的比重渐次递减，相对剩余生产的比重渐次增加。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规律既可用于描述某种给定的生产方式，也可用于描述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嬗替，换言之，它可用于重新表述马克思所谓人类历史发展诸形态论的实质。

第三，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抑或宗教、血族等其他制度——只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的位置事实上是变动不居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的区别，不是两种类型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在其功能上的区别。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也适用于当代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即市场经济1.0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忘却了或不敢承认这一点。

值得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他在早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他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治关系、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嵌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过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剩余所有上的关系，使后者转变为具有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经济主体，由此带来了县域以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格局。第二，通过由各级政府支配的公有企业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政治权力直接决定了投资。在此前提下，政府或者直接充当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或者承担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供给、或者成为投资银行家以实现金融资产的增殖等等。第三，作为事实上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各级地方政府凭借土地产权及其利用方式构建了一系列制度和关系，借以获取与此相关的各种收益。

在拙作《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我还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解释，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关系在内的各种制度型式如何参与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或直接作为生产关系发挥作用，而且要解释这些生产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生产型（或汲取型）关系，其未来演变的动力和方向如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四，虽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嵌入在制度变迁中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但只要我们谈论的是从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则生产力就必须发挥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但这种作用不一定是事先的，而可能是事后的。这种事后因果性概念——我在《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将其称为结构因果性——事实上来自列宁。

令人遗憾的是，在后来为斯大林范典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版本中，这种结构因果性却失落了。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如列宁指认的，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都发挥着作用。如何将这些分别象征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相结合，以形成一种在理论和学术上较为完备的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有待于包括笔者在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