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中的化“外”为“内”

“入主中原”这四个字，看似浅显，实则寓有深意，它生动地展示了在中华文明影响范围内中原群体、边疆群体共有的“内”、“外”观和鸦片战争之前历史进程中边疆群体由“外”转“内”的基本态势。

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国家被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国家在军事上击败并亡国，而胜利者总是努力抹去被灭亡国家的文化色彩与历史纪录，毁坏古迹，并把本国法律和文化强加在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头上，绝少出现新征服者自称是前朝文化与法统继承者，为前朝修史，承认前朝统治合法性的现象。

而我们纵观中国二十五史，来自边缘地区的异族统治集团都绝无例外地吸收并继承前朝留下的中华文明传统，并因此被中原精英群体和民众所接受。这些边疆部族建立的皇朝最后完全认同中原文化的传统，祭祀并加封儒家代表孔子，以《四书》《五经》等经典为主要内容举办科举考试选拔官员，而且自认是中华文明谱系的继承者，以中原皇朝的继任者自居，并安排朝廷重臣为前朝修史。元朝在中原站稳脚跟后，蒙古统治集团延续中华传统，由丞相脱脱主持为灭亡政权编纂历史（《宋史》《金史》和《辽史》），在结构、体例、用语方面都延续历代史书传统。清朝在统治稳定之后，由重臣张廷玉主持修《明史》。

纵观中国历史，“入主中原”的各边疆群体最终都融入中原人群。这些曾经被中原人群视为“外”的蛮夷戎狄，都转化为“内”，成为中国人。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部落只要入主中原，必然会逐渐融进这个中华文明体系，并自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法统的继承人和代表者，这种一以贯之的现象，是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发展史上不曾出现的。

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演变轨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还是需要回到中华文明的特质方面来找原因，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对内部多样性和外部文化和群体呈现极大的宽容度和包容性，所以不仅能够吸收尊崇中华文化的夷狄政权，而且吸纳包容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同时，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这些边疆“蛮夷”统治者之所以出现从“外”到“内”的演化，这是因为这些“蛮夷”集团居住在“东亚大陆生态区”的边缘地带，在与中原皇朝的长期交往中已经逐渐接受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义”群体观，并对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产生较高程度的认同，从而产生将自己从“外”转变为“内”的政治愿望和文化冲动。

“入主中原”这个提法，不仅见诸中原人士，也见诸于已“入主”或尚未“入主”的“蛮夷”。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就提到“入主中土”，这个“入”字所反映的正是雍正的“内”“外”观。而作为“内”的一方的中原士民，也觉得这个“蛮夷”由“外”入“内”的转化很自然。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多次重复出现，说明了居住在“内”和“外”两侧的群体都秉持同样的“文化主义”的认同理念。“外”部群体接受了中华文化，就被“内”部民众承认其转化为“内”；同时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外”部群体，也自认为转化为“内”。

雍正画像  图自网络

这种动态和辩证的群体认同观念，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与灵魂，所以在中华文明传统中不存在产生西方排他性“种族”、“民族”概念的文化土壤。“就文化主义而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优越的，但并不排他。通过教育和模仿，夷狄可以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缺少这些观念的夷狄区分开来”。

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恐怕我们讨论什么是“中国”时，就不能以中原王朝皇帝的族群血缘来判断是否“外人”掌权，否则就会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把它们看作是“外来政权”，滑到美国“新清史”的思路上去。纵观各朝代的皇室血缘，许多都含有异族成分，如陈寅恪先生曾考证隋唐皇室都有胡人血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际通婚始终是普遍现象，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的族际通婚更是数不胜数。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曾详尽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朝皇室的族际通婚记录。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各族之间早就是“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坚持以皇族及所属部族血统来划分中华文明或历史上“中国”的“内”与“外”，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这些非中原群体所建立皇朝者们的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