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体制承袭与文化变迁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边疆部族建立的重要中原政权是清朝。建立清朝的建州女真原隶属明朝建州卫，1621年占领辽沈地区后，设“都堂”治理原明朝屯田汉人。当时辽沈地区的汉人数量已远超满人，“由于满族在外界汉文化影响的强烈渗透下处在一种明显的劣势地位，使金国（后金）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蜕嬗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汉法取代满法的过程”。

《袁崇焕评传》记载，清兵入关时满族总人口估计只有50万，而明朝中后期“户籍人口一定不止六七千万”。顺治五年（1648），清朝八旗男丁共有34.7万人，其中满洲男丁5.5万人，蒙古男丁2.9万人，汉人男丁26.3万人，汉人占八旗总数的四分之三。满汉之间悬殊的人口比例，导致满人入关前后在各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列文森指出：

“事实上，即使在他们（满洲人）刚刚征服中国的1644年，他们的教育就已经非常中国化了”。

清朝入关后，为笼络汉人精英，顺治十年恢复科举制度，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由于学习和领悟儒学经典最好的语言工具是汉语文，所以科举制度引导满族精英努力学习和掌握汉语文和中原文化。清代皇族以下皆熟读孔孟经典，精研汉字书法，留下大量诗词文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的皇族对儒家经典最熟悉、汉字书法最好，应该是清朝。到清中叶，汉文化对满人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导致康熙年间居住在北京的旗人许多已只通汉文而不懂满语。“因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而裁去中央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的‘通事’……甚至满族发祥之地的东北各地……到了乾隆以后，也转而使用汉文、汉语”。由此可见清中叶满人转用汉语之普遍。到了清末的1903年，满人穆都哩著文称：“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有清未亡以前，满族之特性已消磨殆尽”。

清廷引导满汉关系的指导思路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入关前后曾大力弘扬八旗内部“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三藩之乱后，汉军在八旗制内一度被边缘化。但是由于“入关后的满洲人，被长期置身于汉地社会环境和都市生活不可抗拒的影响之下。不过经历两三代人，他们原先所具有的以骑射、满语、简朴勤谨和萨满教信仰为主要特征的满洲文化，就已经急剧衰落了”。因此，为了加强满人内部的凝聚力，清廷曾在八旗范围里努力提升“满洲认同”。乾隆时期，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清廷多次下旨允许满人“退旗”转为“民人”，这些举措客观上淡化了满汉边界。

满汉通婚是清代满人接受中原文化并融入中华群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入关后不久的1648年，顺治即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辑和亲睦，莫如联姻一事，凡满汉官民，有欲联姻者，皆从其愿”。尽管清中期朝廷曾一度限制满汉通婚，但终清之世，满汉两族互通婚媾从未中断。除满汉统治上层联姻、宫廷皇室选秀女外，民间两族通婚亦较普遍。清后期逐步开放婚禁，同治四年（1865）明令“旗人告假出外，已在该地方落业，编入该省旗籍者，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1901年慈禧太后下令准许满汉“彼此结婚，毋庸拘泥”。发生在其他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血缘融合在清朝十分普遍。可以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口边界的最终定型是在清代完成的。

▍清代的“夷夏之辨”：《大义觉迷录》与太平天国

但是在清代的族群大融合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波澜。满人始终对人口众多、经济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人怀有很强戒心，这也是清朝在不同地区对不同族群采用“多元化治理”的主要原因。在汉人士大夫当中，也有一些人怀念明朝，认清朝为“蛮夷”，主张“反清复明”。清初学者吕留良等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雍正年间以《大义觉迷录》为标志的关于“夷夏之辨”的讨论，是今天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特质与中国传统认同观念的一个重要历史文本。

在《大义觉迷录》中，对于吕留良等人提出的含种族意味的“夷”“夏”对立，雍正是这样驳斥的：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这篇文稿一是表明清朝以“天道”和是否接受中华文化传统为标准来判定“华夏”和“蛮夷”，判定中国的“内”与“外”；二是表明清朝皇室根据这一标准堂而皇之地以“华夏”自居。反映出“入主中原”的满人群体已在文化认同和道德伦理层面全面融入中国。

《大义觉迷录》书影

还有一个例子是太平天国。太平军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然践踏中华文明的主脉与“天道”。曾国藩在《讨贼檄》中称其“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他把太平军与前朝民变相比，“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指太平军）焚柳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太平军虽然在族源、语言方面属于“华夏”正统，但他们的行为却是“蛮夷”之道。正是太平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与公然践踏，激发起广大汉人士绅的“天下情怀”，最终灭掉了持异教伦理的“太平天国”，使尊崇孔孟之道的清朝转危为安。曾国藩等汉臣有改朝换代之实力而诚心拥戴清朝，获得清廷完全信赖，也为“同治中兴”后破除“满汉畛域”奠定了基础，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义”传统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