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出来了，作为一个8岁男孩的父亲、我默默地打开微信朋友圈，看看同龄朋友们的意见。不出所料，绝大多数同学都以调侃乃至嘲讽的语气来评论这条新闻：

“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养二胎？”

“在衡量熊孩子数量的时候，1就是天文数字”

“罚款我也不生”

“房价这么高，不等这个孩子读大学，哪有空间再给二胎留个房间”

“……”

而女性同学尤其对放开二胎的消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我所见，除了信天主教的女同学会用行动证明多子多福外，只有一位世俗美女兴奋地鼓动大家多生孩子，享受新政策带来的机遇——她丈夫在地产行业身居高位，经常用出国旅游和奢侈品的照片在朋友圈里激发羡慕嫉妒恨，可见“养不起”、“管不过来”是70末和80后父母的普遍认识。再看看各大网站新闻评论区，看法也和朋友圈里差不多。党中央放开二胎的消息貌似是一枚重磅炸弹，一举覆盖了各个媒体的头条，但炸弹砸在疲惫的独生子女父母身上，宛如砸进了烂泥，掀不起半点气浪。

1 真的生不起？

不过，细想起来，我们这些70后、80后在朋友圈大发感慨，实际上是很荒诞的事情——按照同样的标准，我们根本就不该出生！因为上一代父母恰恰是在更贫穷、更拥挤、更忙碌的条件下，生出了70后、80后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并曾经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生育而表示过强烈的不满。既然几十块月薪、筒子楼、单休周末能够养大一群子女，为什么今天的年轻父母会因为一个孩子而精疲力竭？

当然，考虑到通货膨胀，三四十年前的月薪购买力肯定不止今天的几十元，而且相对来说，当时养育孩子也有许多便利之处。比如说当时的县城、乡镇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孩子可以把相当大的范围当做活动空间，弥补了家庭住宅面积的不足；又比如当时汽车比较少，孩子一般会自己步行上下学，不用接送；周末会结伴去附近的空地玩耍，不用刻意创造娱乐空间。这都是今天21世纪的新一代父母不具备的条件。当我下午3点多就要中断码字去接儿子放学的时候，当我开车几十公里送他去找玩伴的时候，我这个30年前的孩子也的确会经常怀念80年代的趣味童年。

但感性的回忆不能代替理性的对比。20年前中国城市平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换算到今天最多也就是相当于月薪一千人民币。而且许多关键商品，如抽水马桶、洗衣机、电力、电视机、电话……的实际性能都有明显提高，绝非当年的原始货色可比，为今天的平民提供了更多的闲暇，大大降低了家务劳动的强度。如果我们认为当年养得起孩子，按理说今天就不应该用经济理由否决二胎计划。

笔者小时候，经常这样和同龄人玩耍

2 风险太大，不敢“上项目”

仔细分析一下，养孩子的过程，全称是“养大成人”。现在这个社会，经济上吃饱穿暖很容易，大多数基本疫苗免费，把孩子养大不是难事。那么，真正的问题是应该把孩子养“成人”的标准变了。

从平民的视角来看，周围的电视剧、商业广告、中央文件和主旋律宣传片，几乎都在有意无意地灌输“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结果就是大多数平民认定只有“中产”以上的生活才算“活的像人”。任何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代远离这一目标的选择都会被认为不合理甚至不道德。和过去相比，尽管我们的收入有明显增加，但这个“中产”目标和当年的生活预期相比增长更快，所以，我们觉得生活压力比父母一辈还沉重。为了避免二胎导致自己或后代无法实现预期的生活水平，我们宁可放弃二胎的机会。

另外，从我自己的记忆来看。随着大多数人进入现代社会，远离了高死亡率的农业社会，对儿童风险的承受能力也大大下降。我小的时候，虽然社会已经和传统农业社会很不一样了，但大家都默认养孩子本身是一个概率问题，没有绝对的平安。当时农村学校每次放假前必然要强调安全问题，不许下河游泳，但每次暑假结束，总有位置因为溺水或食物中毒（夏天食品容易腐败）而空出来。冬天则常有孩子在野外走失，找到时冻坏手脚只能截肢的事情发生。总之那时候家长没能力全程监管孩子的课余时间，也承认养孩子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这是一个冷酷而现实的选择，也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

而且这种态度和孩子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如此，一两个的孩子的家庭也如此。我和我的同学大多是独生子女，但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父母依然默认我们可以到山野之间一玩一整天，离家十几里，丝毫不担心这其中的安全隐患。归结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代从农业时代走出来的工业居民，默认养孩子是一个风险投资。为了节约家务劳动时间，“正常”的夭折风险是可接受的。

现在不一样了。在教育、生活环境和各种都市神话共同作用下，当代父母的育儿思想遵循0风险原则，第二代城市人口完全承受不了子女夭折、丢失、伤残的威胁，哪怕极小概率的威胁也不可承受。但我们都知道，风险不可能绝对降低到零，只要你乐意投入，把风险从1%降低到0.1%再降低到0.01%、0.001%……总有精力和财富透支的时候。这也是现代人养育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计划生育的悖论

这两个原因反过来说，恰恰可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暴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医疗技术迅速扩散，义务教育为孩子提供了额外的事实监护人（教师），导致少年儿童的夭折率明显下降。但育龄男女并未同步减少生育数量，还在保持用高生育率来“抵偿”高夭折率的生育习惯。所以人口暴增，常有一家七八个孩子都长到成年的情况出现。其他长期停留在半工业化社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暴增。

不过，等到农业人口在工业社会里站住脚，认识到儿童夭折率已经大大下降的事实，就会转而降低生育数量了。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人口中执行的更严厉（一般要求独生子女，农村则允许生2个），但公开资料和我的回忆都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阻力在农村。城市人口越是收入高，越是受教育多，生育倾向就越弱。夫妻双方都是教师、技术人员的，几乎不会抱怨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趋势延续到今天，就是全社会对二胎政策的冷漠，即人口暴跌的开始。

换句话说，工业化本身就有抑制生育的作用。中国半工业化社会只持续了两代人时间就结束，迅速进入工业化社会常见的低生育状态，只有少数未能完全进入工业社会的落后地区依然保持着高生育率。所以，在人口绝对下降趋势来临之际，我们会反过来觉得计划生育政策“荒谬”。这个事实可以用我的朋友、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毛克疾的一段话做精练总结：

透过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处于一种微妙的悖论中：成功的计划生育有利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成功却又反过来声张“计划生育”的多余；失败的计划生育阻碍了一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而爆炸的人口和失败的工业化又恰恰证明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成功的计划生育到头来会被认为“多余”，而失败的计划生育被认为“必须”，这也许正是计划生育如此具有争议性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低生育倾向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尽管中国未必需要十几亿或更多的人口，但无论如何不能承受几十年内人口连续减半的暴跌。我们可以接受人口平缓地从十几亿回落到适合中国疆域的9亿甚至7亿，但必须有足够的过渡时间，也需要达到人口目标后保持人口长期稳定，这样才能避免衰退和动荡。如果说当年的计划生育曾经帮助中国工业化，新时代的中国则需要另一种计划生育来保持工业化社会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