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反共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但实际上，英美并不太在意法西斯的战争威胁。巴西、泰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完全没有跨地区的远征能力，战争资源主要依赖于向英美出口原材料或农产品，再怎么搞军国主义，也不敢向英美法宣战，更何况他们还要靠英美的支持镇压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真实历史中，1942年美国用一两个师进行威慑，就迫使巴西放弃了亲纳粹倾向，转而加入了反法西斯联盟，最后还派兵到欧洲参战。真正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的是欧洲内部的法西斯国家，比如德国、波兰、意大利，以及亚洲唯一的工业国日本。

但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地围住了苏联。侵略倾向和反共立场相叠加，西方国家正好可以发动这些法西斯政权去阻挡苏联策动的世界革命浪潮，甚至可以指望他们反过来消灭苏联。所以，只要不直接对西方发动攻击，英法美等国可以装着看不见法西斯政权的战争行为，反而暗中鼓励他们建立“反共防御带”。波兰和立陶宛的战争、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争、波兰对捷克的侵略，都算“法西斯内部整合”，所以英法全当没看见。极端情况下，英法可以把西方阵营的小国牺牲给法西斯国家，满心希望他们从此“回归正常”，去执行反共的预定任务。比如1938年的“慕尼黑阴谋”，英法就将苏台德地区牺牲给了德国。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捷方和苏联结盟，他们将把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看成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将和德国站在一起。

实际上，主要法西斯国家集中在苏联周边并非偶然，而是西方列强刻意的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就主动在东欧建立“反共隔离带”，刻意建立了一批反共的中小国家。像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三个小国，历史上从未独立建国，为了反共就必须独立。匈牙利政权虽然已经取得独立了，但因为是苏维埃政权就必须推翻。到最后，中东欧各国全靠右翼军人势力建国，经济稍有波动就会出现法西斯政变，英法对此也乐观其成。让苏联西部边界上挤满法西斯国家，可以说是《凡尔赛条约》的结果之一。

《凡尔赛条约》在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里大名鼎鼎，因为在制定这个条约的巴黎和会上，战前德占的青岛并没有还给中国这个战胜国，反而很可能被判给实际控制青岛的日本。中国因此爆发了五四运动，底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第一次显露了参与政治的能量和意愿。历史课本因此称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为何列强希望把青岛交给日本？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弱日本强，但日本比起欧美列强毕竟还是弱国，为何英法在青岛问题上不顾忌一点战时同盟的脸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共反苏的需要。

苏联不仅在西欧有边界线，同时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苏联一建立，就全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顾问和代表，挤出有限的资源去鼓动殖民地独立，给打算推翻苏联的帝国主义也找点麻烦。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北伐成功，就是因为苏联给予国民党集团足够的军饷和武器，派遣顾问和教官，支持国民党击败亲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蒋介石赖以掌权的黄埔军校也同样是苏联援建。而国民党集团转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则是英美法资本为保护殖民体系，转而出手鼓动蒋介石夺权的结果。

但蒋介石的政变并没有消灭中国共产党，更无法对抗苏联继续输出革命，策动民族独立。所以，英法美等国不仅需要在欧洲建立“反共隔离带”，也必须在亚洲、在东方建立一条隔离带，避免共产主义传播和殖民地独立。日本是东方唯一的强国，显然最适合承担这个封锁任务。为此，让中国这个“战胜国”割让青岛给日本当报酬，虽然于理不通，却非常符合列强的利益。（青岛最后由中国赎回，并出让诸多利益给日本）

其实，联日反俄（苏）是英国上百年的一贯政策。从沙俄时代起，英国就一直企图在远东寻找一个能对抗俄国的力量，避免俄国的陆地扩张抵消英国的海洋霸权。反过来说，亚洲哪个国家能抵住俄国的南下扩张，哪个国家就能和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结盟。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英国霸主围观的一场“淘汰赛”，胜者可以获得英国的援助去对抗俄国。果然，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就有权在亚洲获得殖民地，然后主动发起日俄战争，完成了替英国反俄的任务。（日俄战争，清政府名为中立，实际上暗中反俄。吴佩孚就是派去支援日军作战的精锐军官）

现在俄国换成了苏联，英国除了因为地缘政治因素继续反俄外，还因为殖民利益和意识形态而更强烈的反苏，自然会更加纵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为。对于日本侵占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英法主导的国联只是略微谴责。美联社则赤裸裸地点出了西方列强的心态：

“全世界都应该感激日本在远东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溥仪曾这样回忆“国联”的调查：

“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从（1932年）7月20日后，国联调查团在北平编制报告书，又历时一个半月，9月4日调查团各委员在报告书上签字，直至10月2日才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和日本东京、中国南京三地同时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日纷争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李顿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在前半段肯定了其“非”在于日本，但在后半段则要迫使中国作重大的让步：即要在东北成立“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保留的权限只有“条约及外交关系，关税、邮政、税务之管理权，行政长官之任命权，以及履行国际协定之命令权”，其他均归属于“东北自治政府”。这样的原则，等于对日本所制造的“满洲国”现状几乎是要完全加以追认，且使之固定化。

日本对英法等国的反共寻求揣摩的非常准确，把侵略中国大陆的战略方向选在靠近苏联的北方，尤其是紧贴苏联的东北三省，而不是富庶的南方沿海。日本在中国成立的每个傀儡政权都声称以反共为第一要务，政体也大多选择便于镇压阶级矛盾的法西斯政体。比如说伪满洲国的首脑溥仪就称“执政”，行使理论上的独裁权。伪满还专门有一个机构叫“排共特别委员会”，负责把反共工作发展为“国民运动”，借此缓解西方列强对日本独占殖民地的不满。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为了表示“正统”，政体上还要继承孙中山的三民宪法，但国旗上专门打了一条“补丁”，写上“和平反共建国”。王克敏的北平伪政府更是把这个口号写到了国旗正中，煞费苦心，唯恐西方列强不相信这些傀儡政权有助于积极反共。

图4a.汪伪国旗

图4b.北平伪国民政府国旗

1939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发动两年，正在随枣会战中和中国军队相持，忽然日本关东军主动北上挑战苏联，在诺门罕战役中惨败于苏军。此战日军伤亡数万，丢掉了压箱底的重炮储备，战术上大大的亏本。但从国际战略的大势来说，这进一步表明了日本法西斯集团的反共立场，展示了日本保卫英法亚洲殖民体系的积极性，为日本的侵略活动争取了西方的谅解，日本得以继续放手侵略中国内地。鉴于西方的暧昧态度，蒋介石政权甚至不敢向日本正式宣战，唯恐西方列强在不得不选择立场的时候站到更能高效反共的日本一边。同时蒋介石政权在四一二政变后坚持反共立场，企图以剿共战绩来换取西方更多的认同。世界就在这种纵容法西斯的气氛中走到了3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