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砍人的威胁最直观地感受应该是今年昆明火车站的恐怖主义事件。但在我的记忆中，对砍刀威胁更直观的认识是90年代到2005年前后全国的治安崩溃，以及黑社会借着帮政府拆迁的机会迅速崛起、半合法化乃至和基层政权结合。那个时候民间有一个著名的打油诗，总结中国四大害，就是公检法、地国税、东北小姐、黑社会。为啥要强调东北来的妓女和黑社会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东北大下岗，同时经济崩溃，整整一代青壮年没有出路，在本地打零工一天赚不到10块钱。尤其是县城和镇上的工人后代，连土地都没有，如果考不上大学，又想给家里赚点钱，最直接的出路就是到内地卖淫和砍人。

卖淫不说了，砍人往往就是跟上在各地已经“混社会”的头领，去霸占各种边缘行业。给开发商拆迁，打砸抢算是高档工作，一般就是霸住搬家、农产品收购、小商品市场等边缘性行业，收保护费和提成。有人不服就打，有同乡团伙来竞争就砍。一般市民看到的是这些东北口音的人每天在地盘上闲逛维持秩序，在各种大排档喝酒打架，也能听说这些人聚在一起几十人拿刀乱砍。直观的感受就是：“黑社会都是东北来的”。

其实许多黑社会的本地化色彩很浓，只是那几年东北青壮年供应充足，在十几个省份的黑社会一线冲杀，所以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这期间无论是抢地盘的斗殴，还是反抗黑社会引发的冲突，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砍死在城乡结合部，也不知道有多少东北男青年再也没回到故乡。你说这算不算恐怖主义？

我说也算。因为从动机上来说，东北汉子虽然个头大一点，但也不是凭着能打，不是因为学过武术才出来吃这碗饭的，而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绝望，拿自己的命不当回事，才出来混社会。我不相信当地的人真的就打不过东北人，更何况人多。大多数向黑社会让步的人只是因为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放弃自己的正常生活，不会像他们那样玩命，才允许他们在正常行业的利润中拿一部分的。所以，他们符合恐怖主义的“亡命”、“用不要命来换取让步”特征。

从效果上说，黑社会得到充足、廉价的打手供应，让城乡结合部的治安失控，带坏了许多本地中学的风气，威胁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也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成本。这当然可以算高失业率带来的恐怖主义。

实际上，当年遍布全国的东北黑社会和现在的维族恐怖分子，不仅在效果上像，在起因上也有一定的关联。打开中国地图，我们看到，东北和新疆是两个明显的突出部，和内地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交通障碍。90年代普遍的国企破产和大下岗，对东北和新疆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东北的惨状我就不说了。关于新疆，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数据：

“1995年新疆城镇就业人口349.7万人，5年后的2000年反而下降到318.4万人。这5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减少了58.6万人，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4.7万人，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合计减少73.3万人。而2000年全疆城镇人口也不过624万多一点。

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和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4种行业中，少数民族职工总数由1997年的18.5万人下降到2002年的11.3万人……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即产业工人)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2000至2010年间，维吾尔族产业工人不仅比例从5.89%下降到4.55%，实际人数也从26.5万人下降到24.9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

1990年到2010年是中国全面工业化的20年。这20年开始的时候，在内地县城当一个工人还是很荣耀的职业，需要求人送礼才行；到这20年结束的时候，到流水线上当个工人，每月按时拿工资是内地年轻人最底限的选择，是没有其他出路才去干的事情。但是，这从上面的数据看，维吾尔族的工业人口不仅没有跟着整个中国一起增长，反而收缩。此消彼长，和内地整整拉开了一个时代。这就是恐怖主义的经济土壤。

还是看中国地图。东北和新疆都是中国本土的突出部，但东北的铁路发达，新疆到上周才有第一条高铁；东北到内地可以坐几百公里的火车，或是坐几个小时的船，新疆只能是坐几千里火车或者飞机；东北人都说汉语，南疆的维族年轻人因为80年代的反动政策很多不通汉语。所以，同样是90年代大下岗，同样是年轻人没有出路，东北通过20年的转型虽然还不算发达地区，至少已经不再输出砍人的黑社会了，南疆的问题却一直没解决。但同在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东北人是同胞，新疆人就不是。同时，绝不能把整个少数民族当敌人，更不能歧视。恐怖分子的幕后黑手就希望能制造出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杀。

4、客观看待落后民族

从社会发展层次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发达工业时代，维族地区还停留在农业时代，我们和南疆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了，还有文化。我们到南疆去看，他们不仅是穷，而且似乎也没有打工赚钱的意识。懒懒散散，有钱就花，没钱就闲着。于是有人下断言，说他们懒，他们狡猾，他们天生就想不劳而获，活该受穷。

这话我听着很耳熟。因为90年代初，几乎所有报纸说起那些吃救济的山村，都是一样的口气，抱怨他们把扶贫的牛杀了吃肉，把扶贫款换酒喝，说他们吃救济是天生的。你们在座各位可能没有记忆，但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父母，当年的报纸，当年的杂志是不是经常这么归纳中国贫困问题。

实际上呢？实际上这话也不算夸张。90年代初，我对中国农村的记忆，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遍布台球案子。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也就是百十个青壮年，往往就有三四个爆满的台球室，壮年劳力天天围着这里打球聊天，生很多孩子，就是不出去打工。实在娶不上媳妇就琢磨着卖房子，花钱买一个。现在风水轮流转，轮到这些人的后代去抱怨少数民族地区了。可见对所谓“劣根性”的抱怨无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

从国外横向比较来说。伊朗是最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信奉比较激进的什叶派，还是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神权国家，宪法就规定了由宗教领导人掌握最高权力。只有梵蒂冈这个弹丸小国有类似的神权结构。这样一个国家，偏偏没有内部恐怖分子。你用伊朗+恐怖分子当关键词，百度一下，会发现第一页全是伊朗抓恐怖分子和杀恐怖分子的网页，或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恐怖袭击，到处搞暗杀的消息。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20年，伊朗是唯一工业经济增长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国家（不考虑那些人口几百万以下的小国）。伊朗的人均GDP还比不上沙特，但已经是工业最发达的中东国家。在社会发展上，伊朗已经从人口爆炸转为人口收缩，以至于从2012年开始，伊朗废除了计划生育，转为鼓励生育，否则他们的人口在下一代人将转为减少。现在连美国都要拉上伊朗一起搞反恐，打击逊尼派的ISIS。这说明，即便在中东，即便在伊斯兰教国家，只要能做到充分就业和分配相对合理，恐怖主义也根本扎不下根。

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占领了捷克，派去的海德里希很有统治手腕，不是一味的镇压，也不是让捷克人当二等公民。相反，他以外来征服者的身份，不受本地原有的利益集团束缚，反而能更好的组织军工生产，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给工人多发福利，增加食品供应。捷克的局势很快就安定下来，甚至觉得融入轴心国体系也不错。

这让流亡到英国的捷克政府很担心，让英国人也很担心。因为捷克是一个中等工业国，这样的国家失去反抗精神，心甘情愿地加入轴心国的生产，是一个大麻烦。所以，一定要杀掉海德里希，而且要通过刺杀的方式来刺激纳粹德国，让德国进行屠杀报复，再激发捷克人的反抗心理，给游击战创造机会。最后，英国训练的捷克伞兵用带有肉毒杆菌的炸弹干掉了海德里希，果然激发了德国的屠杀和捷克人的反抗。

抛开政治立场，刺杀海德里希事件在正反两面对今天的恐怖主义问题都很有借鉴。归根结底，经济问题是恐怖主义的基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对于恐怖分子来说，得到整个世界的许诺可能是虚幻的，但如果他们连个无产者都当不上，打工的机会都没，那么现代社会的繁华与安宁的确对他们没什么意义。破坏的时候，他们既没有心理负罪感，也不会顾忌惩罚和报复，任何能提供心理安慰的极端主义都可能动员他们去搞袭击。

极端主义的理论，在我们看来很荒谬，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对于大多数阿拉伯人，对于大多数维族人来说也一样。但恐怖主义本来也不需要动员所有人，只要动员一小部分人舍生忘死，就能恐吓剩下的民众，制造民族隔阂。一旦普通民众开始搞相互仇杀，相互歧视，乃至于开除对方的国籍。极端主义者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如果说穷和失业就能给极端主义提供土壤，那么过去更穷的时候，为什么极端主义不那么厉害？我们现在看到新疆维族的年轻人没有出路，但他们至少还能吃饱饭，还能穿上整齐的衣服。过去农业社会的时候，维族年轻人辛苦一年，也就是勉强吃饱，勉强有衣服穿。现在怎么说也比那个时候过得好了，为什么他们反而更极端了呢？

这个问题其实提给90年代的东北也一样。下岗时期的日子是苦，但毕竟也能保持一个底限的城市生活，也有房子住，比五六十年代建厂的时候，比招工之前还是要强一些。当年能吃饱高粱米饭就满意，现在日子清苦一些，单调一些，为什么就宁愿把命交给黑社会呢？

这说明，经济基础固然重要，但也必须考虑经济基础的表现方式。接下来我们考虑经济基础之外的问题。

对恐怖主义的全面进攻

1、不止是经济问题

大家都听说过马斯洛那个需求层次理论。当然人的生活多种多样，是不是每个人都严格符合他那个需求金字塔不好说。但总的来说，人需要先吃得上饭，冻不死然后再去寻求精神生活，这个顺序是不会差的。

直到我的祖父那一代人出生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可以说都在马斯洛金字塔的基层，能保证每天吃粗粮吃饱，到冬天有一件新棉衣就足够对大多数邻居骄傲了。这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固定的社区里，交通不便，一辈子也未必会去几次县城。所以，一方面普通人没有多少心情去考虑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只能接受眼前的生活，别无选择。那个时候的宗教，除非是在社会崩溃的情况下，否则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像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强。这一点在全世界都一样。外来的政权征服一片地区之后，只要有能力把僧侣和知识分子换一遍，普通人对新宗教的抵制一般不会持续多久，反正信仰那东西他们的生活里也占据不了多重的位置。

近代以后，化肥和现代农业技术开始显著提高农业产量，工业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越来越廉价，普通人的生活一下子变容易了。在中国的农村，也包括西部的农村，这个转变发生，也就是最近2代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