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liberal ideology）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我当然不希望如此——那也并非由他者谋杀（murder）所导致，而是自由主义本身自杀（suicide）所造成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6月8日在其网站上进行了一场网络辩论和投票活动，辩题是：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价值观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bani）教授在本文中发表了否定观点

一种意识形态的生命是否能够得到延续，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的表现如何，而非取决于其理念所具有的抽象美感（the abstract beauty of its ideas）。当苏联的表现短暂地超过美国时，比如“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率先进入了太空，这激发了美国人的危机感。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的运载火箭可以把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任何地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担任白宫科学顾问，全国开始推动数学和科学教育，并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负责航天开发事业。此事后来被美国人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2007年，俄罗斯纪念“斯普特尼克1号”成功发射50周年，美国人也举行了隆重的缅怀仪式，以感激前苏联所带来的“刺激”——观察者网注），人们还是吓了一跳。当时人们十分担心由国家管理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表现会超过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当苏联解体之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随同那个国家一道进入了坟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是为何中国会如此热情拥抱市场经济的原因。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成就，8.5亿人因中国的发展摆脱了极端贫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冷战结束时达到了高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那篇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中向我们阐释了那个时代很多人共有的一种心理。他指出：“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仅仅是‘二战’后一段历史的结束，我们所见证的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终极形式”。福山做出这样的表述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和欧洲思想界竟然抱着极大热情、丝毫不做批判地接纳了福山的结论。我在拙著《西方迷失了吗》一书中曾非常尖锐地指出：福山的文章对西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脑损伤（this essay caused tremendous brain damage to the West）。

如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将消亡，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不会遗忘福山那篇文章所起的历史作用。福山的结论在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自满情绪，而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和印度逐渐苏醒的时候。为何中印两国的苏醒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数千年来，直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此后他们双双走向了衰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印两国重新苏醒过来是注定要发生的。巧合的是，当中印苏醒时，西方却主动接受了催眠。

西方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两者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有趣的是，中印两国的不同表现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一直坚守自己的政治制度，不过当邓小平解除政府对经济的一系列管制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印度的政治制度虽然符合自由民主原则，但该国经济由于受到政府过度干预一直表现不佳，1991年甚至因此被卷入了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担任印度财政部长期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束缚印度经济增长的行政枷锁，印度经济也实现了起飞。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势如破竹，原因在于北美和欧洲建立了经济繁荣、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国家无法为其民众提供欧美国家民众所享有的高质量生活。196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水平与非洲的加纳相仿。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新加坡人对欧美国家高质量的生活都十分羡慕。

不过现在，这种羡慕的心理已经不存在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近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政府不再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人民的生活。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就业人口收入中位数停滞已久。从1979年到2013年，美国小时工资中位数仅提高了6%，平均每年还不到0.2%。63%的美国家庭甚至无力偿付500美元的急诊费用。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几个主要经济体，政府已无力解决社会上的大规模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多项问卷调查显示，与欧洲同龄人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年轻人对未来更加乐观。

自由民主制度实施自杀行为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该制度为特朗普等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意大利等民粹主义政府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就是自由民主制度光环不再的主要原因。的确，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表现不佳。北欧国家仍然在稳定地发展，不过其他几个主要欧洲国家却都已麻烦缠身。去年，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勉强当选；而英国的特蕾莎·梅首相在脱欧问题上依然步履蹒跚。面对英国脱欧，其他国家的人感到十分意外，像不列颠这般理性的民族怎么会在公投时做出脱欧这种自杀性的决定呢？面对这一事件，人们很容易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自由民主制度还能正常运转吗？

中国并没有能力扼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也没有意愿这样做。聪明的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在这个全球化的地球村里，繁荣的美国和繁荣的欧洲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并不具有那种向其他国家推销自身意识形态的传教士般的热情。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他们认为，在中国可行的制度在西方或印度、印尼等其他地方未必可行，而印度和印尼都是在亚洲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国家。

如果西方认为中国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那么他们就做出了非常严重的战略误判。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问题寻找替罪羊。西方思想界应该向自己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何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表现如此优异，在21世纪却表现得如此糟糕？西方不应向中国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应站在镜前审视自己并做出反省。

下面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读者在网络辩论和投票活动后的部分留言，观察者网翻译如下，仅供参考：

billliu：将自由主义的失败归咎于某一个国家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思想领袖们应该辩论一下：为何实用主义会在当今世界如此大行其道？

edzimmer：正如其他读者所指出的，这个辩题出得不好，很难用“是”或“否”来简单表态。我们应该“为威胁感到忧虑吗”？当然应该，这世界上没有人不为“威胁”而感到忧虑的。可是如果你将辩题理解为“你认为中国崛起会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造成威胁吗”，用“是”或“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明确多了。通读了各位读者的留言，很多时候我都是一头雾水，甚至要猜留言的读者到底是在哪个问题下面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