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能够独立自主，也就是说，不但要让帝国主义不敢再侵略中国，而且还要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设厂，都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工，来赚取巨额的利润，所以，新政权就毫不客气的没收外资工厂，冻结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赔偿或利息。这样，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必然形成对立，发达国家当然要撤人撤资，让新政权独自去面对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难以发展的窘境。所有团结全国人民、以反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种困境。如果它们选择跟外资妥协，最终革命成果仍然会被外资庞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选择排斥所有外资，就会变得无钱、无人、无技术，最后寸步难行，经济反而会比革命前还糟糕，如非洲的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

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美国对新政权的拒斥），中国的新政权不得不选择与苏联合作，由苏联提供设备与技术人才帮中国发展经济，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国。19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把他们的设备和人才都撤走，中国只能“自力更生”。关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如何自力更生，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引述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列昂季耶夫，说到：

“这些国家（按，指欠发达国家）必须积累起国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列昂季耶夫还强调说，要达到这种积累，必须采取“意义重大的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变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页，商务，1995）

这意思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不分阶级，每个人都要过苦日子。如果旧社会中的地主精英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员都还过着以前那种优渥的生活，即使全国农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无法控制国民收入的30％─40％，这样，就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须号召全国所有的群众一起来过苦日子。一方面要让全国农民都愿意把高比例的农业生产上缴政府，让政府凭借农业剩余（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搞工业和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让城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接受低薪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降低了，比起分配到土地的农民还是好多了。）可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全体民众都一方面为国家建设而卖力，另一方面还要过着恰好温饱的苦日子。而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往这个目标迈进，靠的就是照田所说的那一种中国人民全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中国人民积极、昂扬、舒畅，根本不会在乎那一点点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建立的生命共同体，不但让新中国能够建立起来，而且还让新中国在建立后的三十年之中，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中，奠定了足以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根本就无法执行。

然而，对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那么大的历史作用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述中，却因为他们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拌脚石。按照这种推理，改革开放就只能抛弃群众，换由深具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才能重新把中国带上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这种思想，以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观点来看，只能定性为“极右”，现在却成为一九八〇年代知识界的主流思想。而主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体制，为了对抗文革残余的“极左”思潮（群众路线的最终表现），只能容忍这样的思想潮流，才能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深受文革时期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影响的世代，思想上不感到迷惘、困惑、甚至幻灭，那才奇怪呢！关于这一些，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这一长文中，已经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理想主义已经逐渐崩解，从此以后共产党政权必须一再的为他的统治的思想基础重新进行解说，而其解说的有效性却一直被主流知识界所质疑。用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来讲，这是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危机”，而这也就是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的真正涵意。

贺照田著《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2016.9。

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才第一次踏入大陆的思想界。到那时为止，我关心台湾政治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已将近二十年。在二十年的阅读和苦思之中，我得到一个极肤浅的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从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的第一步。下面要怎么走，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无疑的，第一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成就可谓不同凡响。我偶然阅读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发现他的看法和我极为类似，我非常高兴。

然而，当我进入大陆，接触了大陆知识界，我却非常震惊。因为当时的主流知识界普遍认为，大陆政治的第一要务就是进行体制改革，讲白了就是要实行所谓的“政治民社、经济自由”的西方体制。再下来的发展，就是“告别革命”，并进一步否定过去的革命，认为中国走这一条道路是走错了。了解到这种情况，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真是“气结不能言”。也就是说，照田在本书中所论证的，正是我进入大陆思想界的起点。

因为我并未生活在大陆，没有被卷入群众运动的大潮中，我就不会像我同年龄的大陆同胞那样，对现实的变化反应强烈；又因为我一向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当代社会的发展（对于台湾问题我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当时我只能得出下面几点看法。

首先，革命的群众运动时期不可能持续太久，总要在某个时间点结束。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说明新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解释这一变化，但能理解历史上的革命都有类似的发展，譬如，法国大革命从雅各宾专政到热月政变。但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完全不同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改革开放退回到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那么，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路线是绝对必要的。苏联政权的垮台，以及苏联政权跨台后俄罗斯的一片乱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实在很幸运，因为八九年之后的两年内苏联就跨了，这个惊心动魄的现象震醒了相当一部分的大陆知识分子，让他们清楚看到，所谓体制改革其实是一种反方向的“革命”，结果完全不可预期，反而会导致社会的大混乱。因此，不少知识分子从激进变为保守，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良好现象。

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现代化，一方面以改善生活和“致富”来吸引群众，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前三十年一直在努力的经济建设与国家建设，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国，那就是以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一次大跃升。大陆的部分知识分子和所有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以现有的共产党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只能导致现有体制的崩溃。这种推论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他们想象的道路只能是西方走过的道路，而中国已经按自己的方式走了三十年，怎么可能把这一切都抛弃而从头来过呢？无论我们如何评价邓小平，我认为邓小平必然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只能非常焦虑的看着大陆面对着接连而来的一个一个转型的困难，“相信”它可以一个一个的克服，最后赢得现代化的成功。一句话，我每天都很担心，但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成功。

就是在得到这些体认的时刻，我开始和照田、张志强、江湄、冯金红等人密切来往。江湄和张志强在回顾他们那个世代的心境时，这样说：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文革后期，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从上大学起，就习惯于用想象中的西方先进标准批评中国与中国人之种种，深受后革命时代普遍幻灭虚无情绪的影响，自感生活于革命以至“文革”后的文化废墟，其中似乎只有残破传统的蛮性遗留，难免自惭形秽。在我们的周围，从批判现实走向蔑弃现实，靠着蔑弃现有中国的一切以保持优越感和孤愤感的人，不乏其人。”

这一段话可以和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一文所分析的青年的虚无感相互应证。照田认为，如果国家（共产党政权）和主流知识界（李泽厚等人）当时能够敏锐的察觉到青年的困境，而往正确的方向疏导，这种困惑和幻灭就不致于成为一种强大的虚无感。这实在是过度期望了。国家一心一意的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上，无力顾及思想建设，即使做了，也没人会接受和相信（如清污运动）；而主流的知识界，又一面倒的想搞启蒙和西化，反而让青年更加厌弃“残破传统的蛮性遗留”；国家和主流知识界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江湄所形容的那种状态我是很清楚的。

“潘晓来信”原稿 

我当时唯一抱持的信念是，如果你不相信中国的文明传统，又不相信共产党过去及现在的领导，你将一无所有。你只能相信，而且必须相信，而且还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中国就会成为现代化的大国。我就是靠着这种信念，才没有掉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或者说，正是因为我的台湾同胞纷纷否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才更加坚定我的中国情怀，而这就成为我没有溺毙的唯一一根浮木。江湄和张志强曾经这样回忆我们多次长谈所得的感想：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无论带给你光彩和荣耀，还是失望和耻辱，并不重要，甚至中国的复兴是从此一帆风顺还是要再经坎坷，也并不重要，它都是我们必须热爱并承担的自己的命运，都是我们自己精神生命的根源命脉所在。这样的‘中国情怀’，更进一步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和这个更大的历史命运结合起来，以一种深切的道德情感，去理性地反求历史，以求启示和指点，以求自我理解、自我承担和自新的能力。”

他们说，这是我对他们影响的结果，我绝对愧不感当。但和他们两人相处的经验，让我信心倍增，让我相信比我小十多岁的大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是可以寄予希望的。

我还想综合谈一下我跟大陆一些年轻朋友的谈话经验。他们总是跟我说，大陆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如果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通常的回答是，按照你们的想法，中国问题真够严重的。可是你们想想看，从八九年的危机到现在，中国经济不是一步一步往前迈进吗？如果这个国家真是大有问题，请问这些进步从何而来。其中有一个跟我多次交谈后，突然说，“甘阳每次来北京跟我们聊天，常常会很生气的说，我们在外面看中国（那时甘阳还在香港），越来越有信心，每次来北京，就只能听到你们不断的发牢骚，不知你们怎么搞的？”的确如此，大陆知识分子看到的中国全部是缺点，对大陆的许多进步现象都视若无睹，相反的，他们所看到的美国，全部是光明的，美国那么多的社会问题，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总总野蛮行径，他们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让我感到惊讶。跟他们相比，我所坚持的中国信念反而让我能够把问题看得更全面，而不会被弥漫于两岸的美国价值观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