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租车罢运事件闹得挺欢的，各位看客也争得不可开交。观察者网刊了岳峙的评论《不要出租车公司，想要黑社会吗》，引起了网友的激烈反弹。岳峙认为现行出租车管理体制至少能够解决出租车行业里的拒载、宰客等乱象，避免出租车行业黑社会化，因此有存在必要性。而很多网友却觉得这个逻辑不通，质疑“取消出租车公司，就等于交给黑社会”？笔者曾经在《一线调研：出租车司机为何罢运》里谈到过运管部门在客运管理中实际困难，现就岳峙提出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出租车罢运的问题。

出租车罢运基本上都是针对“份子钱”问题，可见“份子钱”是出租车管理的关键。那么，“份子钱”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地理解，“份子钱”就是出租车司机交给出租车公司的管理费用，出租车公司收取了“份子钱”后，就可以给政府交纳相关的税费，支付相应的管理成本，结余下来的就是利润。可以这样认为，“份子钱”意味着出租车司机的无限压力，也意味着出租车公司稳稳当当的利润来源。

“份子钱”意味着出租车司机的无限压力，也意味着出租车公司稳稳当当的利润来源

如果单从这个角度理解出租车罢运，那么很多网友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份子钱”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之间是极不对等的市场关系。对出租车行业稍有了解的网友都知道，很多城市的出租车公司极不负责任，既不承担市场风险，也不履行管理任务：因为很多城市的出租车都是司机自己买的，只是挂靠在公司而已；完了还得交不菲的“份子钱”！

不明就里的人也许会说，既然“份子钱”对司机不利，可以不开啊。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实则逻辑不通，因为它假设真有那么一个“自身自发的秩序”。实际情况是，出租车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因为想开出租车的人实在太多，而每一个城市的出租车配额是有限的。笔者家乡距离珠三角很近，周围一些村庄可是整村整村的人在珠三角各城市开出租；前些年，这些乡亲都是浩浩荡荡地开着出租车回家过年，别提多有面子啦。我在广州打车碰到一个来自赣南的师傅，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广州开出租，现在在广州已经有了2套房，一家都正儿八经地完成了城市化；他还自豪地说他把他和妻子双方的亲戚都带到广州开出租。想象2000年以前经济形势，开出租对农民工而言，的确是一个了不得的职业选择。即便是现在，开出租的利润已经大大降低，但收入也还算不错，至少“自由”吧！笔者生活的武汉，以前本地人开出租的多，现在很多武汉人觉得无利可图不开了。可是，不要紧，周围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的司机，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武汉出租车市场。你说，武汉的出租车公司会怀疑“份子钱”的不合理么？

好了，讨论到这一步，看官或许就应该了然为什么“份子钱”的管理模式可以存在这么长时间了。它真的符合这么多年来的市场供求关系！别看那么多出租车罢运，让这些师傅们真放弃这个职业，又有几个人愿意？（千万别以为笔者对出租车司机没同情心，我只是客观分析罢了）这也是出租车公司的底气所在。

其实啊，“份子钱”这个东西，最在意的真的不是出租车公司，也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政府！并且，政府真的不是贪小便宜，而是真的离不开它。道理何在呢？说一句套话吧：说来话长，这个问题很复杂，政府很难一时半会儿放弃它。

大城市的出租车历史已经很难考证了，“份子钱”的复杂性很难讲清楚。笔者暑假刚好在一个小县城调研了该县的客运市场监管问题，其中就有出租车的营运问题。这个故事比较好讲，也可以解释“份子钱”的症结所在。

故事是这样的：两年前，这个县为了解决县城市民的出行问题，想方设法引进了一个出租车公司。公司当然很情愿，因为它可以采用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经营方式：让出租车司机自己买车加盟公司，而公司收取“份子钱”统一管理。刚刚营运，果然出了大问题：县城根本就没有出租车市场！市民还是愿意坐三轮车，便宜又方便；而县政府又无法取缔三轮车，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稳定问题。迫不得已，出租车司机只好改走长途，而出租车公司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但它也没啥损失。麻烦的是，出租车跑长途后，又与长途客车产生了冲突，于是，政府又疲于解决这些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