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原因，我很容易融入习近平所称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⁵。因为，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我已依据中国经济理论框架，分析全球经济问题数十年。

我在中国智库工作的收获

我在中国智库工作，让我收获了很多。按照西方标准，我可以更为具体地了解中国国内经济。虽然我已写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二十多年，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显然比我更了解中国经济。通过与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以及其他同事一起工作，我学到了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中国经济知识。

除了研究中国国内经济外，我从见证人大重阳承办“一带一路”各种国际对话活动与“G20全球峰会”，并从中获益匪浅。

罗思义加盟人大重阳，右为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

与人大重阳中国同事的互动，即使一个小时的会议或者更短时间的讨论，也比数周通过媒体和书籍了解中国所获得的信息更清晰，从而产生更多的灵感。此外，在人大重阳工作让我可以随时就一些问题向他们请教，与他们一道追踪热点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受与人大重阳的中国同事互动的启发而写。没有这一点，《一盘大棋》不可能有机会问世。

我能为中国作出何种贡献？

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在中国重要研究机构之一工作的外国人，我能为中国作出何种贡献？

从某些方面来看，我的专业知识应该对中国有所用处。因为2000-2008年我曾任职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的副市长），负责研究制定伦敦的经济政策，这让我拥有直接管理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复合型城市之一的经验。

鉴于伦敦的经济规模比许多欧洲国家还要大，这也许对中国城市发展有益。在我为伦敦市长办公室工作期间，我曾负责西欧最大的建设项目——横跨伦敦的Crossrail铁路线建设工程的协商谈判工作，此项目投资达200亿美元，这让我拥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实际经验。我也曾直接参与世界最大的运输系统之一——伦敦交通运输系统的管理工作，我在国企的实际经验有助于我分析国企管理。

我曾在我的文章《国企给中国巨大优势，改革后呢？》中谈到了这方面的经验，我很高兴我的这篇文章能在中国一家重要媒体上发表。

我还曾负责伦敦的推广和营销工作，包括成功申办2012年伦敦奥运会——推广伦敦的年预算高达数百万美元，这意味着我与世界重要的广告公司与公关公司都有过合作的经历。在此期间，因为伦敦屡屡被国际机构评选为“世界第一城市”，其赢得了“国际软实力之都”的美誉。

2006年4月，伦敦和上海缔结友好城市签字仪式，罗思义站在后排左一。

在此之前，我任职一些大型跨国私企的顾问。 1992-2000年，我在俄罗斯期间，曾多次与俄罗斯高级官员会面，这让我对俄罗斯也非常了解。

希望我的这些经验能对中国有用。但我也相信，从基本的理论原因与实际经验来看，外国人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政策上制定发挥具体的作用。这是因为具体政策的决策，需要获得大量详细的资料，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我不是中国公民，那么我能为人大重阳乃至中国作出何种贡献？

说起来有点矛盾，但实则又不无道理的。不过，我比中国公民拥有更多的国外经验，这是我能对国际经济作出准确预测的原因。

基于此，我曾数次写道，西方机构自2008年以来对国际经济增长趋势的看法过于乐观，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和其他国际机构作出的经济预测太乐观。

我的分析得到了证实，IMF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组织反复下调预测期望。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开放的主要经济体，因此这就需要对国际经济作出正确的预测。作为了解国际经济、了解中国与国际经济的系非中国公民的我，对中国智库是能有所益处的。

其次，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是，外国人固有的劣势使得我们不能充分的追踪很多经济上的细节，但另一方面这一劣势却成了潜在的优势，我可以更关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分析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大问题。

比如有人在12000米高度飞越喜马拉雅山，他不可能看清许多细节的地形特征的，但是他会对山峰的总体轮廓认识的更为深刻。

中国著名报纸之一的一位编辑曾对我说过：“我们不会让你承担不可能的任务（试图用中国人角度看问题），那样你对中国毫无用处。我们当然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可能了解，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但你也有可能看清我们有时没注意到、被细节所掩盖的事情。”

从两种不同的视角看同一件事，也许有时更利于看清全貌。

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看清事物的某些特征，就能据此制定基本的策略。我知道这一事实，是因为我发现，某种情况下我所作的分析对中国有用。

比如，“对中国的敌人——某些国际势力来说，中国无法被‘杀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忽悠其‘自杀’”，“相较太平洋上的美国航空母舰，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危害更大”等等。

幸运的是，身处数字媒体时代，自有一些客观衡量标准判断，外国人的分析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是否对中国有用。

去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之际，我曾写了一篇重点描述中国对二战所作贡献的文章，在线阅读数达到逾80万。我觉得，其引起中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在于我从欧洲人的角度强调了中国在二战所作的决定性贡献。

我曾在俄罗斯居住8年，所以我很清楚，日本1941年未配合纳粹德国从苏联东部攻击苏联，是因为中国牵制了日本的绝大部分兵力。

去年香港反对派“占中”之际，我曾写过一篇英国对香港问题虚伪本质的微博，在线阅读数达到逾500万。

另外，我还对偏袒“占中”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分析发文，“占中”完全不得香港民心，终将失败。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

这些数据提供了客观的证据，我所写的东西不仅正式发表，而且引起中国读者的浓厚兴趣。毫无疑问，我很高兴知道，我的一些想法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为我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所以我很高兴能对中国有所回报。

在中国工作的实际影响

最后，也许中国读者有兴趣知道，一个西方人在中国工作对自己有何实际影响，《一盘大棋》是否是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我数十多年前依据学习邓小平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基础，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框架，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基本的经济理论并不基于任何细节，而是经历整个发展过程并接受考验。

但当然，我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大大加深了我对中国经济与其地缘政治地位的认识。这反过来进一步澄清了许多问题。

这意味着我在《一盘大棋》的看法，可能比我数十年前首次接触这些问题时形成的看法更清晰、更准确。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直接与中国同事一道工作，这一点我已在上文有所描述。其次是我从与我合作的中国编辑所获得的直接反馈、意见与帮助，这从我过往的文章与《一盘大棋》里都有所体现。

但相较我首次到中国时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社交媒体与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