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苏联经济曾经发展迅猛，远比美国快得多，而其优势来自于国企，因为这些国企能够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

因此，苏联获得了保卫国家的能力——工业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并在二战中击败德国，迅速弥补了与美国原子弹水平的差距，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等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成就。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治下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非常成功，但基本的经济理论分析显示，苏联经济有两个根本性缺陷。

首先，虽然苏联经济自封为“社会主义经济”，但苏联犯的基本错误，是试图建立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经济。

“社会主义”这个词源自“社会化”，因此必然需要大规模生产，但苏联却脱离了最大、最社会化的所有生产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这个过程现在被称为“全球化”。

其次，农业生产不应社会化，而应“个体化”。因此，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错误。

简言之，从基本的经济理论角度来看，苏联经济应该向国际开放，取消农业集体所有制——恢复个体农业。

现在看来，这样的结论与随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思路非常相像。但不得不说，我当时作出这些结论完全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当时我并不了解中国经济，也丝毫不知道中国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的发展状况。

当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取消农业集体所有制之后，中国的改革在全球媒体上被报道，我读到这些文字之后，就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想：如果中国的政策实践能成功，那么我的纯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将会得到印证；如果中国的政策以失败告终，那么我的观点将要重新修正。

显而易见，中国的经济改革迅速获得巨大成功——我在《一盘大棋》中对这种前所无未有的成就，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国际比较。

1980年代初，我开始重点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写的首篇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章，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

也正是从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那时起，我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苏联陷入灾难。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苏联推行这样的政策，则加剧了灾难。

当然，这些重大事件的实际验证，让我对中国经济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几乎不相信中国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思想，因为事实已证明，这些进口到中国的思想在上述重大经济事件中的预测是错误的。

但让我震惊的是，我仍然听到中国一些人在重复这些错误的观念，因为这种进口思想是有意诱导中国实施经济自杀。

事实证明，将已经帮助中国成功经受经济史上最大考验的中国经济思想，拉低到导致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犯错的思想水平，是荒谬的。

中国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

前文说过，我最初对中国经济发展思想产生极大的兴趣，并非因为我多么了解中国。事实上，我直到2005年才到访中国，这离我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已有20多年，离我撰写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首篇文章则有13年。

2002年之前，我甚至从未有机会认识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

此外，我能准确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源于我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细致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第一次接触邓小平经济理论时，我就成为其经济政策的铁杆粉丝。所以，在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之际，我为纪念他而特意写了一篇文章——《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是通过西方书籍了解邓小平的，而我则是通过直接阅读他本人作品了解他——幸运的是，西方出版了许多邓小平的作品。

显然，那些宣称“邓小平仅仅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者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主要归功于其他人”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这反映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具有深厚的国际性。

罗思义案头上的中国领导人著作

要了解这一点，就不应忘记，在邓小平成为中国领导人前，他曾在G8国家之一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每周六天每日八小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知识。显而易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创建的。

他的诸多重要分析，例如“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都明显衍生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当然，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是随着西方经济发展而形成。因此，结合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理论来了解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理论，就变得很容易了。

事实上，依据马克思理论亦或西方经济理论，论述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词汇更精确简洁。

邓小平理论及其分析，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与全球经济事件的清晰框架。我能对中国经济作出精准的预测分析也是基于此。如上文所述，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变化能作出准确预测，而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却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原因。

因此，没有什么比“1949年后的中国理论对中国智库发展是一个障碍，而这需要中国进口‘宪政主义’或‘经济学’等西方思想”这等想法更荒谬的了。事实证明，就中国自身发展与全球经济而论，中国创建的经济框架是正确的。

中国理论非但不是障碍，反而是了解现实的一个跳板，而且全球经济事件证明，寻求用西方理论代替中国理论是错误的。当然，邓小平理论或者毛泽东思想，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因此，包括人大重阳在内的中国智库要想成功，就需要完善而非替代中国1949年以来所构建的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领先西方

当然，我解读邓小平理论的方式有点不同于中国分析家——我开始了解他是基于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而非中国的具体经验。但幸运的是，尽管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但经济规律具有普适性。

邓小平曾明确提到“中国的独特国情”与“中国特色”，他还指出：“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²”习近平同样指出：“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³”这是非中国人和中国人即使起点不同，但依据基本的经济框架，最终能得出相同结果的原因。

但中国所取得的实际经济成就（人类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与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与理论一致结合，才形成这些经济政策。

这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都无法掩盖这个客观事实。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思想已领先西方——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任何经济学思想。只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比西方更先进。

不过，就中国经济学领先西方的时间顺序而言，我和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与高级副总裁林毅夫略有不同。林毅夫在其所著的《从西潮到东风》中写道：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

“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

“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⁴

但事实是，就结果而言，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优于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支持的诸如“休克疗法”等理论，而且中国的理论具有一致性。这说明，中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框架已领先西方——我曾在拙文《邓小平与凯恩斯》中分析了此原因。

西方应学习中国经济思想

对西方人来说，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存在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很遗憾，除了胡鞍钢与林毅夫两位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著作被广泛翻译成欧洲语言，以及余永定因为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屡屡发表他的文章而广为人知外，中国当代许多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没有被翻译成西方语言。

西方图书出版公司与《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财经媒体，仅提供小得令人尴尬的版面给中国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则给时常发表一些错误言论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大量的版面。

过去五年，同步翻译软件取得了巨大进步，使得外国人得以拜读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对我来说，在中国工作可以缩小许多差距，因为在中国之外所能看到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还是很有限——他们的作品一般是以实体书而非电子书出版，非中国读者基本上很难看到。因此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多，其实大量的中国经济学家值得学习，我对此深有体会。

但对外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也不应过于夸大。中国最重要的著作很久以前就已被翻译成各种外国语言。《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选》（第一、二、三、四五卷）与习近平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各种外文版。

那些希望阅读这些作品而非夜郎自大的西方经济学家作品的人，现在很容易借助各种译文版，了解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框架。

如果我的中国同事知道许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从未读过邓小平、毛泽东、习近平或者中国经济学家的任何作品，而只是通过西方作者的书籍评论中国的话，他们一定会很震惊。

相反，我的做法是，直接阅读中国作者的作品，包括他们作品后繁多的注释、参考文献，甚至会收藏他们的一些作品选集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