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为《出版忆往》一书所做序言】

熟悉陈昕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所以这本《出版忆往》（增订版）虽然带有回忆录性质，却极少说到个人的“私事”，即使偶尔提及，也往往是和怀念的“人物”有关，进而勾勒出“时代”特有的气氛。因此，梳理下作为出版家的陈昕先生的思想轨迹，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感念夏征农》中，他说自己最早听人说起夏征农这个名字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他和夏老的儿子夏晓鲁同在上海市五十四中学念书，而且还是同一个年级。夏晓鲁有极好的身体素质，是当时学校的体育尖子，很受同学们的瞩目。1966年初，“文革”风烟将起，学校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对涉世未深的初中学生来说实在是迷茫得很。

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陈昕先生的读书学习和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是在“社会大学”里完成的。他在《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中说道：“我从1971年起即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73年后我的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尽管他没有具体解释为什么“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但显然与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事件相关。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以及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2年前后，周恩来总理顶住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干扰，为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了不懈努力。中国先后和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当时称为“四三方案”）。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引进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直接带动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显著的变化。譬如在农村，化肥的广泛使用、水稻杂交技术进一步成熟，导致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但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在城市，石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的普及，带来突破“蓝黑”模式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风格遭遇到怎样的技术挑战？等等。这一系列在生产与生活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当然需要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予以有效的回应，更关键的则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给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我想这是当时吸引包括陈昕先生在内的一批青年人热衷于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动因。因此，70年代中期围绕“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和“小生产者”等政治经济学议题的论辩，对应的正是这一轮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所导致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历史地看，也是在这些议题上的论辩以及后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为1978年底开启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与理论的必要前提。

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契约

正如韩钢的研究所显示的，1977年至1978年间，经济领域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参见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陈昕先生当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阅读与学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了改革历史的“断裂”和“延续”。还是在《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中，他说道：“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多后经反复要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从事资料工作。……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资料室收藏有几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系统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之旅。之后，我也尝试做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在《文汇报》、《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了《按劳分配不是按劳动产品的价值分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等多篇论文。”

70年代末期在经济领域开启的辩论，最初大都局限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随着对商品经济地位的承认，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雇工算不算剥削”的讨论，据说最后以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一章的“小业主”与“资本家”划分为根据，以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剥削”做了定论，并且认为：“除传统的变工、换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量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然而，改革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已经远远走在经典理论解释的前面，陈昕先生当时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点，他在谈到自己的老领导也是前辈经济学家巢峰时，一方面强调了拨乱反正时期巢峰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巢峰同志比较重要的一篇经济学论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摘要。……巢峰同志提出了‘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不仅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还要合理安排好积累与消费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在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他也对这种仅就“现象”论“现象”的讨论感到不满足了，“巢峰同志的论文大多只是发现问题，而少有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毕竟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至今读来‘余温’犹在”。

正是这种不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陈昕先生在出版界一起步，就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面对改革时代经济领域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既然希望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必然需要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寻求突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经济改革理论，特别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广泛地借助了各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资源。陈昕先生在《“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一文中，强调“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非均衡理论发展很快，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中不可等闲视之的理论分支……它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和《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两本重要的著作”。由此进一步激发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译介热潮，譬如“黄皮书”中的《理性预期：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和《供应学派革命》都是“‘鲜榨’的学术果汁”，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和学术效应。这些书不只是对西方最新的、尚有争议的经济学理论的介绍，而且选择相关的理论也包含着对当下中国改革实践的关切，像《供应学派革命》“是对经济学前沿和美国宏观经济管理与运行最新动态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叶，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冷战版图，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意外’的活力与繁荣。而他的经济智囊团里，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主张成为里根‘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这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如何认识、评判这样一个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尚处在成长之中的‘异端’学派，不仅是学术好奇，更具有中国式的现实改革中‘消化吸收’的价值。于是，我们在最快的时间里出版了《供应学派革命》，厘清了这一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萨伊定律的分歧与共识，分析了它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应不足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