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 生育率下降是趋势，有地域性特点

观察者网：新生儿、生育率是近些年的热门议题，这次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其实，这些年国家出台不少鼓励生育政策，但为什么效果并不明显？

生育是涉及全社会系统的话题，本身伴随着经济和城市化进程而发展。如果有更精细的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政策能否在普适性的基础上更精细化，比如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有更多弹性政策？再者，有哪些社会资源可以调动补充，破解人们的“内卷”焦虑？

陆铭：中国多年来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这一趋势形成过程，是由两个因素叠加而成的，一个就是中国存在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上这个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种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认为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直接经济成本，比如教育、住房，也包括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比如有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放弃自己的就业和消费时间，这其中又以女性群体为主。

如果说上述两个因素中，制度因素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后一种由于生育成本逐渐提高导致人们生育意愿下降，其实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恰恰是当这种因素所主导的生育率下降占据重要地位时，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了，这个现象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

至于当前中国的生育率到底降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从数据上来看，2020年生育率比较低，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大家可能担心医院不安全所以避开这一年生孩子，那么像个别年份的生育率出现比较快速的下滑是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趋势呢？当然在目前数据有限的情况下，还难以下判断，无论如何这只是生育率下降程度有多高的问题，但生育率下降这一趋势，应该是大家的共识。

在生育率下降问题上，我认为的确应该有不同的手段，可以出台更精准的政策。除了全世界普遍采用的一些鼓励政策，比如产妇在医院产检、生产的费用补贴、甚至减免，养育孩子期间政府给予补助，如果一个家庭多个孩子，那么可以帮助承担更多的养育成本等等；再比如，延长产假、夫妇共同享受产假，妇女生孩子期间收入不受影响等等。这些普遍性的政策，虽说效果待定，但在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出现时，可以适时推出作为鼓励方式。

不过，借着这个问题，我想讲另一个可能被大家忽视的事情，就是生育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有地域性特点，特别建议大家要注意这一现象是大城市的问题。

大城市的生育率与该地的综合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高企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中国的大背景下实施针对性政策，降低教育和住房成本，其中更突出的是住房成本。最近，中央提出大城市要通过发展租赁市场来增加住房供应，解决住房问题；未来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面对高房价和高生育成本，可能需要更多的公租房来满足居住需要。

有些政策方向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比如当地政府可以考虑，如果家里孩子的数量有两个或以上，那么公租房的租金可以有所减免，通过类似办法更有效地降低生活成本，降低家庭经济负担，提高生育意愿。或者可以考虑，在买房时，根据家庭孩子的数量来做衡量，住房买卖税率、住房贷款利率可以有一定减免或补贴。至于幅度有多大这些具体细节，都可以研究再做决定。类似这样的政策施行可以更加精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本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地区人口下降1.2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最近几年，有专家学者呼吁取消生育数量限制。今年初，国家卫健委回应在东北试行全面放开生育。不过，仍有观点认为这一步走得慢了，为什么生育政策如此谨慎且选在东北试点？您对试点效果有何预判，是否有望在全国推行？

陆铭：生育政策是国家大政方针，我相信国家卫健委也在考虑生育政策接下来该如何调整；由于这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系统性工程，坊间认为调整得比较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现实是，当前生育二孩的情况不是特别多，数量在下降，所以单纯从允许二孩到自由生育的政策变化也不会对生育率产生大幅度影响，尤其是在一些生育率已经很低的城市地区。

事实上，东北地区生育率低，是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比如当地城市化率在全国来看总体还算比较高，而 且东北地区原来有很多国企，当年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相对严格，按照制度要求来做。

我个人的看法是，当前在生育政策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必要在东北先行试点，而是可以果断一点，先从实施自由生育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需再做试点。

“十四五”期间，国家应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自由生育政策。但与此同时，要注意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家庭研究里一直存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的权衡问题，也就是说当孩子的数量增加时，家庭平均对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投入会有所下降。对此，国家需要未雨绸缪地考虑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水平和质量，所以当家庭出现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权衡问题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教育资源投入来缓解这一现象。

再进一步说，不管家庭生育政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国家都需要考虑加大教育投入来提高中国人口下一代的整体素质。这一点即便没有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都应该成为更加广泛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