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在东部省份一个经济欠发达县的开发区内，找到类似贸易调查涉案产品的某个生产企业【13】，该企业从2006开始生产这个涉案产品，当时在当地属于较为先进产业，然而近20年技术工艺未能显著升级。

在一个结构转型持续推进、劳动力工资等要素价格有序提升的经济环境下，这类已存在近20年生产流程本应转型提升或有序退出，然而目前该企业仍维持半开工并对内供货与对外出口，并且仍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应当指出，出现这种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情况，责任不在企业，更不在工人，因为市场主体基于自身机会成本决策并没错。没有退出是因为缺乏更好的转型机遇，也是缺少要素价格合理提升的倒逼压力，折射我国开放型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深层矛盾因素。

四：近年贸易顺差增长六大内外根源

近年全球经济经历多重冲击与罕见波动，我国出现贸易顺差飙升与结构性外部不平衡态势，背后存在内外多重根源。初步梳理至少有国际国内六方面原因，对外部贸易平衡产生影响，其中国内经济供大于求或供强需弱，对外部平衡态势具有比较重要解释作用。下面分别观察六点因素影响，然后综合讨论其整体作用机制。

原因一：疫情期间中外不同取向反危机政策的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因具体国情差异采取了不同应对方针。就经济应对政策而言，我国反危机刺激政策资源，主要用于补贴供给侧企业部门的复产扩产，对普通居民直接补贴较少，伴随生产增长较快与居民消费增长偏低。

比较而言，美欧对普通居民提供大规模收入补贴刺激消费较快增长，然而企业复产扩产动能不足。双方镜像互补关系通过贸易渠道传导为我国顺差增长，该因素在2020-2022年作用特别明显，我国对美顺差创记录、对欧盟顺差翻倍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对此学界有较多分析，笔者2022年也曾撰文讨论【14】。

原因二：与第一点原因密切联系，疫情期间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实行过度刺激政策导致严重通胀，通过加息治理通胀抬高汇率，侵蚀其外贸竞争力并助推中国作为其贸易伙伴的顺差扩大。

在新兴经济体快速追赶背景下，美欧主要发达经济体本来就面临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速，与新兴国比较相对下降拖累其贸易竞争力的格局，疫情期受长期依赖刺激的经济思维支配，实施空前规模并直达居民家庭的超级刺激政策，导致2021年出现美西方四十年不遇的大通胀，结果不得不通过紧急大幅加息应对。通胀与加息抬高美欧实际汇率导致逆差激增，成为诱致我国贸易顺差增长的外部原因之一。

原因三：近年制造业产业升级突破，在中高端和新兴部门形成新的组合优势，通过出口增长与进口替代推高贸易顺差。

虽然外部和特殊环境因素影响不可忽视，理解大国外部顺差超常增长与结构性顺差失衡现象，仍需把观察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增长与供求关系现实情况上。对此需关注两方面动态因素：

一是我国可贸易部门产业技术发展近年取得明显阶段性进展和突破，带动供给侧产能与外部竞争力显著提升。这方面变化本身是积极成就，并且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实现“双循环”战略在供给侧的具体目标。

二是在需求端的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偏弱问题不仅没有实质性改善，反而由于多方面原因持续发酵和加剧。推进“双循环”在供给侧与需求端目标两方面反差，对贸易顺差快速扩大与结构性外部不平衡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大体经历三阶段演进。一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初，体制转型推动国有工业结构重构，开放市场环境下轻纺、消费和加工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二是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到2010年前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速推动重工业大发展，产业链扩展推动我国诸多制造业发展到全球最大规模，资金和技术密集度显著提升。三是近年制造业主流能力提升到中高端，部分领域跻身前沿，个别行业领跑全球。如先进船舶、轨道交通、石化基础原料、大型飞机、医疗器械、芯片制程、工业机器人等不同程度进步。

上文提到两个部门表现比较突出，一是化学基础原材料产能大幅增长推动贸易逆差转顺差，二是“新三样”新兴绿色产业超预期增长，国内生产消费与出口顺差都大幅增长。

原因四：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内需产生阶段性抑制作用。2020年实行“三道红线”政策以来国内房地产部门经历深度调整，下面数据显示房地产销售、融资、投资、价格等指标，都经历上世纪末房地产行业市场化以来最大幅度调整。

房地产是具有显著宏观影响的产业部门之一，新政在释放该行业多年过度扩张积累矛盾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从不同渠道对固定投资、居民消费产生客观制约作用；另外在我国特殊土地财政体制下，房地产深度调整伴随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基金收入大幅收缩，进一步通过地方支出减少拖累国内投资和消费。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偏弱，增加外需依赖度并传导为出口顺差增长。

原因五：最终消费偏弱是助推顺差增长的深层原因之一。消费相对偏低是上世纪末以来宏观经济分析持续关注的问题，虽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显著回升，然而该指标近年再次回落提升相关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消费与投资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虽同为内需基本组成部分，然而从保持供求平衡关系要求看二者有不同作用和属性：因为固定投资在其实施时期属于需求，待投资完成后便转化成固定资产，成为供给侧的新增生产能力，要求额外新增需求匹配才能保持动态意义上供求大体平衡。

相比之下，消费具有终极意义上需求含义，因而有时被称作最终需求（final consumption），对保持总供求平衡具有特殊作用。假如消费需求持续偏弱，扩大投资作为过渡性需求虽对平衡总供求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并会在开放环境中传导为较大规模的对外顺差扩张。

对于近年我国消费偏弱原因，学界和政策部门有大量研究，从疫情冲击及其疤痕效应、逆周期宏调一度滞后、房地产强监管影响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从长期看庞大公共资源较多向提升供给能力方向配置，用于支持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投入比例偏低也产生了影响。

在我国“四本账”广义财政收入基础上，加上国有企业利润与公共部门折旧，可推测我国公共部门掌控资源占GDP比例或在45%上下。我国公共资源配置方式长期特点，是大部分通过各类投资主要用于促进供给能力发展，这对提升我国生产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然而用于支持居民收入与消费的投入规模则相对较小和偏少。当供给能力得到持续大幅拓展提升后，与内需不足特别消费增长较慢匹配不协调，供强需弱矛盾对贸易平衡方式产生影响。

原因六：近年一般物价走势偏弱与本币实际汇率较大幅贬值推高顺差。从开放经济增长规律形态看，一国在生产率快速追赶阶段本币实际汇率会呈现逐步升值趋势，在推动本国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并支持本国人均收入较快提升与收敛。这个增长逻辑又被称作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国际比较经验中有相当程度表现，我国新世纪初年人民币持续升值伴随高景气度增长，体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作用【15】。

近年我国经济虽经历多重冲击，然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波动中仍维持较强水平，显示我国经济竞争力与韧性强大；然而由于总量供大于求矛盾与一般物价偏低，加上国外通胀高企，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大幅走低：过去一年多实际汇率指数回落到2013年水平，比2016年峰值贬值约12.5%。

在产业科技和生产率快速追赶背景下，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规律作用客观要求本币实际升值以保持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然而近年特殊环境下人民币实际显著贬值形成的“逆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客观上会反向调节外部竞争力并助推顺差扩张。

需要指出，上述影响近年我国顺差增长的六点国际与国内因素，其发生作用方式并非平行或独立，而是存在交叉和交互作用。例如疫情冲击与楼市调整，都会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国内消费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更与国内外宏观经济与政策相对态势涉及的广泛因素有关。

总起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和结构性不平衡表现，不应仅被看作是本币实际贬值派生的短期宏观现象，而是在疫情冲击与外部通胀影响下，新兴大国经济阶段性供大于求或“供强需弱”矛盾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的投射，提示需采用内外统筹方法，通过综合实施扩内需、增收入、促消费政策加以调节。

五、外部应对关税战，国内解决消费不足

概括上文讨论，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呈现几方面特点：

一是从外部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趋于紧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动上升，美方更锁定我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加大关税战与经贸打压力度。

二是国内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尤其是近年国民经济中可贸易度较高的工业制造部门产业技术水平阶段性较快提升，整体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意味着我国谋求发展生产力的长期努力取得阶段性实质进步。

三是从总供求关系看，虽然需求也保持了显著增长，尤其是近年消费在局部频频出现新亮点新活力，然而总体上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偏弱问题持续存在，由此形成供大于求供强需弱格局伴随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在新的风云突变外部环境下面临显著风险。

辩证分析目前形势，首先要看到我国经济供给端制造业蓬勃发展，高科技行业快速追赶，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与韧性，美国发动前所未有关税战不得人心，最终会因自身反噬与外部抵制归于失败，因而对外部环境冲击保持定力与信心具有客观基础。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某些阶段性特点，如内需不足消费偏弱伴随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在目前关税战形势下面临调整压力。在目前风云变幻的危机环境中，亟需两手并用之法：即外部应对关税战，国内大力推进再平衡；既对美国关税战施压敢于碰硬反制，同时借助外部环境倒逼作用，着力解决内需不足与消费偏弱的长期矛盾，在转危为机过程中为初步实现现代化远景目标奠定基础。

5-1 当务之急是两手应对美方关税战

面对特朗普2.0新政对我升级打压遏制的长期战略，尤其是针对其就任以来频频发起关税战、特别是日前推出登峰造极的对等关税的危机形势，我国需坚持实施两手并用方针加以应对。

在新兴大国持续追赶与全球格局演变背景下，美国百年经济霸权地位相对减弱是客观趋势，然而美方不可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历史规律，而是必然会采用自认为对其有利的关税战或其它工具奋力一搏，同时也必然要用全部心力应对最大新兴经济体，因而相关矛盾无法仅仅通过谈判协商就能得到解决。我方需认清规律、坚持原则、回应挑战以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

2025年4月2日，美方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次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明确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权益。”4月4日，中方有关部门接连表态并发布回应措施：包括对原产于美国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34%关税，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美方对华产品加征“对等关税”措施，发布对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措施的公告，决定将16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将11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实施制裁，对原产于美国、印度的进口相关医用CT球管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暂停美国2家禽肉企业产品输华，暂停美国C3家企业禽肉骨粉输华资质。

中国发布反制行动

十余项组合反制措施，明确表达了中国不畏霸凌、奉陪到底的立场和自信。

针对目前美方对世界各国普遍发动关税战的特殊形势，我国可以考虑积极开展对发展中国家、金砖成员国、特别是非美西方发达经济体（即美国传统西方盟友）的双边与诸边经济外交工作，也可积极利用G20合作平台、IMF与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和年会等多边场合，主动发声伸张正义并与国际社会联手抵制美方关税战和逆全球化政策冲动。同时要积极与国际社会沟通合作，探讨在美国心猿意马甚至干脆退群背景下，创新多边经济金融治理的途径和方法，制衡美方为所欲为单边举措及其负面影响。

我国有关部门日前“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单边关税措施，与贸易伙伴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可见我国不会完全关闭在美方立场转圜前提下，与对方协商谈判降低冲突损失的大门。

例如上述美方有关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实施情况谈判的提议，有关鼓励我国企业到美国直接投资的设想，虽然目前处于硬碰硬和扳手腕阶段不可能提上议程，后续随形势演变可审时度势适时回应。另外目前全球经济被气变、债务、低增长和贫富差别多重危机困扰，只要美方没有彻底决意走向完全自我封闭，它就不能不面对这些涉及多边经济金融治理问题，中美和其它国家仍需在诸如G20、世界银行、IMF等多边框架内协商共事，这也为遏制美方政策进一步朝更加极端化方向演变提供现实机遇。最后对美方关税战增加全球经济金融风险甚至引发衰退危机可能，我方需保持警惕未雨绸缪。

5-2 实施扩内需再平衡的占优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16】大国外交本质是内政，应对外部环境重大演变，基本要务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方针，针对性化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突出矛盾，夯实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由此转危为机并赢得主动。

从上文讨论的我国外部平衡周期与国内经济增长关系看，新世纪初年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经济面临很大调整压力；虽然那次由于G20国际合作机制创新与大国联手刺激经济，使得危机较快得到控制，然而仍导致我国2009与2010年外需收缩GDP占比分别为4.0和1.1个百分点，意味着这两年国内需求必须额外累计增长5.1个百分点，才能维持危机前增长水平。

目前美方实施关税战“掀桌子”颠覆了大国经济政策合作的基础，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其派生冲击可能更加难测。因而针对目前特殊形势，我国在敢于亮剑反制美方关税战同时，还要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同时入手，特别是要针对内需不足与消费偏弱突出矛盾补短板，着力推进我国经济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