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增长动力转换倒逼结构调整。如煤炭、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集群外延扩张接近峰值，近年华北和东部地区雾霾污染加剧显示我国生态环境对早先增长方式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逼近红线，无论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引领增长动力结构调整一般规律看，还是从我国重工业空间超常集中派生环境危机与调整压力特殊规律看，上述重工业部门集群在早先下行调整阶段先行回升推动周期转换的主引擎功能都必然会显著弱化。

这就要求深化改革与简政放权释放基层创新活力，创造出更为分散化多样化新增长动能，因而比早先调整更为困难。

不过与改革开放时代早先几次调整比较，本轮调整也有多方面亮点。一是近年就业与民生形势总体平稳，工资与居民消费维持可观增长，社会政策与社保体系发挥较好“托底”作用。

二是贸易条件持续改善，2012-14年贸易条件指数值提升20%，考虑贸易条件后2012-2014年“国内总收入（GDI）”增速分别为8.6%、7.9%、8.1%。

三是借助发展阶段优势，十多个中西部省区市经济增速高于全国中位数，3-4亿人口区域“弯道追赶”有望带动我国新一轮经济地理革命，对实现大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这些亮点因素为更大程度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完成双重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政策方针引导与经济下行压力倒逼作用下，近年我国经济周期调整在“挤水分”、“去泡沫”、“减杠杆”、“调预期”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结构调整在行业和宏观层面也都有活跃表现并取得明显进展。

然而目前仍处于双重调整最困难阶段，走出调整隧道最深部位仍需更大努力。中国决策层新近制定部署供给侧结构结构性改革，方针取向与实际内容对目前形势具有现实针对性，如能真正落地，将有望对完成双重调整并向新周期与新结构转换产生关键牵引与推动作用。

供给侧改革与2016五大任务

第一，结构性改革新政意在疏通退出环节以实现市场化“去产能”目标。化解扩张期高投资带来产能过剩是宏观经济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我国经济本轮双重调整面临的艰巨任务。

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看作是目前经济形势面临的突出困难和挑战。如何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起决定作用总方针，主要利用市场机制化解产能过剩顽症，既是本轮调整的关键挑战，也是结构性改革新政的优先任务。

不同于早先主要通过限制投资或利用行政方法强制“关停并转”治理产能过剩，市场经济环境下消化产能过剩需综合利用几个环节机制性手段：一是过剩部门价格较大幅度下降倒逼调减产能，二是过剩部门投资较大幅度回落抑制产能增量，三是部分难以自生企业有序退出完成存量调减。

相关数据经验证据显示，近年调整期工业品子行业价格下降幅度与早先两次扩张期涨价幅度具有显著反向关系，显示行业相对价格变动提供引导产能过剩部门调减产能信号。

另外工业品子部门价格与利润降幅以及投资增速降幅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显示市场价格-利润变动机制对过剩部门投资增量发挥明显抑制作用。

虽近年价格-利润-投资调节已产生作用，前两个环节调节取得明显效果，然而受多方面因素制约，丧失自生能力企业退出环节仍不够通畅，成为不利于实现阶段性治理产能过剩目标的“肠梗阻”环节。

例如有的本应退出企业看不清行业和宏观经济大势难下退出决心，有的因为拖欠员工工资或有其它历史欠账难以顺利退出，有时相关债权方不愿看到债务方破产使其坏账明显化也愿意协助资不抵债企业回避破产。

地方政府或由于对稳增长经济政策方针片面理解，或出于“GDP情节”及“换挡焦虑”心态，通常会利用其可动员资源维持现状，进一步增加企业有序退出困难并形成一些“僵死企业”现象。

针对双重调整难题，结构性改革意在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市场出清方式疏通“有序退出”路径，为实现市场化“去产能”目标创造必要政策条件。

第11次中财领导小组会议与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方针。李克强12月2日指出要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狠下刀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政策，要求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同时要求制定实施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

第二，配合实施长短期政策以助推房地产部门“去库存”目标。早先宏观扩张偏快背景下局部地区出现房地产泡沫化现象，伴随开发商土地囤积过多与商品房库存过大，调整期间房地产行情低迷伴随房地产投资下降，成为影响双重调整期经济走低的重要结构因素，应对房地产业过高库存使之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是本轮调整重要内容。

经过前一段调整我国楼市出现地区分化：一线城市量价回升，二线城市冷暖不均，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楼市仍处低迷状态，房地产行业去库存仍是本轮经济周期调整的难题。

结构性改革政策新亮点，是把新型城市化长期结构目标与房地产去库存周期调整目标结合起来寻求解决之道，“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

依据新政方针，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公租房受益范围扩大到非户籍人口等体现“共享”理念的新型城市化举措，将为房地产“去库存”调整进程注入新机制新活力。新政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体现利用市场机制“去库存”的政策导向。新政明确要求“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也可圈可点。

第三，降成本组合措施有助于实现促调整与稳增长目标。受转型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影响，我国企业经营面临税费偏高、管制过多、垄断要素定价过高等方面困难，下行调整期价格与利润下降加剧企业经营困难。

无论从提升企业竞争力还是从帮助调整期企业“过冬”着眼，需采取切实措施降低企业成本。

不同于早先讨论企业减负时主要强调融资难、融资贵与降低融资成本，结构性改革新政推出“组合拳”降低企业成本，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电价和物流成本等内容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

以降低企业税费为例，依据世界银行提供190多个国家社保缴费占利润比例数据，中国是其中第十一位，在二十国集团国家中仅次于法国，降低企业过高税费是当务之急。

我们地方调研看到局部情况说明降低企业电价和物流成本确有必要。例如在现行农业工业用电交叉补贴情况下，东北某农业大省由于农业比例较大工业用电价格反而高于沿海地区，显然存在不合理性。

又如北方某煤炭主产区铁路运费高于沿海地区，原因之一在于该内陆地区大宗货物替代运输条件相对不足与铁路运费垄断定价所致，也有探讨与改进空间。

第四，运用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补短板”以实现“扩大有效供给”与助推结构调整目标。新政重申“脱贫攻坚战”政策目标和方法部署，强调“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提升劳动市场灵活性。

还提出“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通过投资结构调整与更加重视内涵式增长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长方式。

另外在重申三农政策基本方针基础上，针对粮食周期与结构转换现实矛盾提出调整方针。这方面内容随后在12月24-25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得到更为完备详细阐述。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和债务风险为平顺推进调整提供保障。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多重金融和债务风险压力上升局面。

一类是景气扩张期积累失衡因素传导并外化为金融风险，表现为近年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开始上升，尤其是“次级类”与“可疑类”贷款比例较快增长，另外个别市场信用违约事件发生。虽然不良贷款率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信用违约事件频次发生不高，根据周期调整一般规律这类金融风险在下行调整最后阶段可能会显著上升。

二是景气扩张阶段地方政府债务总体扩张偏快，局部地区政府债务扩张超出经济发展承受能力派生债务和金融风险。十八大以来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理与化解早先过度扩张风险。2013年7月底国办20号文件部署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预算法修正案，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偿还、资金使用等提出新法。2014年10月国务院43号文件部署地方债务治理，财政部在2015年3-8月份三批实施3.3万亿地方债置换。虽然相关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地方债过度扩张遗留的存量风险仍未彻底化解。

三是近年一些实质具有庞兹融资属性的商业模式，以金融创新等概念包装并流行发展成为新金融风险源。在互联网金融渗透力空前提升环境下，受互联网金融消除信息不对称片面观点影响，加上有关部门事中监管不到位，这类套利机构融资规模在较短时间可能扩大到百亿元量级的惊人规模。泛亚、e租宝等典型案例提示，新金融风险与下行周期不良贷款等传统风险形成机制不同，其滋长繁衍速度更快与潜在冲击更大，尤其需要重视与专门应对。

新政策提出多方面应对措施。明确指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破除所谓“刚性泡沫”的市场预期。要求“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同时强调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