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分层的东西差异与婚配难题

目前的婚配难题主要表现在大龄未婚这个指标上。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推算，2020年3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性约3000万人，30岁及以上的未婚女性约1000万人。近4000万30岁及以上大龄未婚人口的成婚困难需要获得一定的理论解释。

东西差异下劳动力与婚姻资源两种形式自西向东的迁移形成了婚姻匹配的区域落差，这种区域挤压格局的形成还需要获得进一步的本地化的理解。从我们的调查经验来看，主要是东西部各自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将婚姻匹配的落差长期合理化了。

为了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叙述方便的需要，本文并不打算运用特别具体的分层指标以及精确的分层数据来对这个问题做精准论证。无论是东部地区农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均可以从经济分化的角度粗略地分成三个层级来进行讨论。每一个层级都有与之大致对应的婚姻消费水平，并在不同层级之间形成婚姻消费的竞争。

以当前的农户收入水平来衡量，在东部地区农村，上层占比约10%，这个10%同时也表明这一层级的农户家庭，其收入普遍在当地村域或镇域内前10%。中层占比约60%，属于庞大的东部农村的中等收入农户群体。剩下约30%位于当地的下层，总体而言，即使是当地的下层，除了极少数农户家庭因为天灾人祸等不可避免的因素而接近贫困外，下层中的大多数农户均属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范围。

如果对照浙江地区部分农村来说，上层的年收入水平大致在50万元以上，其中不乏有上百万甚至家产过亿的富裕群体。中层的年收入水平普遍在20万—30万元。下层普遍在年收入10万元以下。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分层不属于连续的特征，相反，农户收入水平具有一些学者所说的断裂的特征，或者说农户收入具有扎堆的堆积的特征。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资料图：新华社

同样，在中西部地区农村，我们也可以粗略地将农户基于经济分化而划分成上、中、下三个层级。其上层占比仍然是较少的，约10%，中层占比没有东部地区那么多，约50%，余者约40%都属于下层。

在收入水平上，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上层农户年收入约在20万元以上，中层农户群体年收入普遍在6万—10万元，余者约40%的下层农户群体年收入普遍在5万元以下，而这当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农户，基本上都属于此前精准扶贫中的建档立卡户。

还需要进一步交代的是，本文所说的农户一般而言都是指父子两代的代际团结户，也即我们在计算农户收入时，实际上是指父代的收入加子代的收入。

通常而言，他们均具有“半工半耕”的特征，即子代务工或经商，父代中要么全部务农，要么父代中夫妻双方有一方务工而另一方务农。总之，能将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家庭分工模式，就是这种代际团结户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这与通常统计学上所计算的“户”是有差异的。“代际团结户”在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包括在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是合力应对婚姻消费竞争的有效家庭结构模式。

在2012年以前，婚姻消费主要体现在彩礼、三金、汽车等消费品和在村建房或翻新旧房上。而在近十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彩礼、三金和汽车等消费品除了标准上升外，类别基本保持不变，变化最大的则是必须在县城或至少乡镇集镇中心购买一套商品房。

婚姻消费的平均标准主要是根据中层农户的平均水平约定俗成的，而引领婚姻消费竞争的则是上层农户，对下层农户而言，他们一般既不可能引领婚姻消费，也无法形成婚姻消费的平均水平。这个逻辑无论是对东部农村还是对中西部农村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

正因如此，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管是在东部农村还是中西部农村，各自区域内部的村庄或镇域范围内，上层都在通过各种炫耀性婚姻消费来构建他们婚姻幸福的合法性，而中层除了尽可能达到自己所在层级的平均水平，以尽可能顺利成婚外，还特别向往向上层流动。

就目前水平而言，彩礼在东部地区农村普遍在20万—30万元，如浙江诸暨、上虞一带普遍在28.8万元，汽车水平是在15万—30万元，三金约三四万元，一套90平米—120平米的房子，价格为150万元以上，部分地区如江西鹰潭一带的彩礼甚至需要在20万元以上，三金、汽车消费略低于东部地区。而商品房的购买，面积均是差不多的，中西部地区县城的房价目前约为东部地区农村县城房价的50%—60%。也即是说，即使是中西部农村农户，结婚买房的花费也得在80万—100万元。

一方面，从总体而言，中国农村的婚姻匹配大致仍然遵循男高女低的梯度原则，中层农户中的女性除了在层级内部循环外，仍然尝试通过婚姻进入上层，而很少愿意下嫁到下层。

从另一方面来说，上层因为其层级内部的农户数量本来就少，他们的婚姻也是相对封闭的，对中下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最多也就是打开一条“缝隙”，而非破开一个“口子”，于他们而言，婚姻缔结除了爱情本身外，还涉及财产分割乃至转移的风险问题。这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村都是适用的，其差别只是在涉及金钱数额的绝对值上。但是，上层的“缝隙”却给了中层乃至下层“口子”的想象。最终的结果却是，在中层有女性被剩下，而在下层则是男性被剩下。

然而，在经验层面，我们之所以看到东部地区剩下的大龄未婚女性比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则是男性比较多的现象，其机制就在于东西之间的区域挤压。

从层级上看，中西部地区的上层接近东部地区的中层，而中西部地区的中层则接近东部地区的下层。所以，在全国的结构里面，无论是从劳动力资源流动，还是婚姻资源流动，东部地区的下层在全国范围内大致就处于中层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下层就属于底层了。

也因此，中西部地区的中上层家庭的女性通过婚姻迁移的渠道愿意嫁入东部地区的中下层，这一方面稀释了东部地区下层在本地婚姻中有可能成为光棍的男子的成婚困难，另一方面则填充了东部地区中下层中的女性资源，反而使得当地中下层女性过剩。

这也是为什么在经验当中能发现，东部地区大龄未婚女性比较多。当然，如此一来，中西部地区位于全国底层的家庭，其男性成婚就会非常困难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多光棍的原因。可以说，区域挤压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东西差异下，基于东西部农村同样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机制，透过婚姻消费的微观作用，这既包括直接的结婚时的消费，以及间接的对婚后生活如子女教育等预期消费的提前兑现，尤其是在商品房购买的需求上，使得不同层级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婚姻竞争。

东中西区域内部以村域、镇域乃至县域为基础的本地婚，在当地的婚姻匹配的竞争下，基于传统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的梯度原则，从逻辑结构上，本应均出现中层多大龄未婚女性而下层多大龄未婚男性的现象，然而，在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开放后，东中西区域之间的层级结构是被打通的，最终，中西部地区的中上层女性可以与东部地区的中下层男性发生婚姻匹配，从而将大龄未婚女性剩在东部地区的中层，而将大龄未婚男性剩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底层。

从理论意义上来看，本文所讨论的这一东西差异下的区域挤压机制，有别于主流的基于性别比失衡尤其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婚姻挤压视角的分析，这对于更为深刻地理解当前我国农村婚配难题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春运人员流动呈潮汐特征 图自央视新闻

上图为2024年的春运报道 图自央视新闻

同时，在东西差异下，从区域挤压的角度理解东部和中西部农村婚配难题的形成也具有现实层面的政策意义。

在当前国家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近4000万的大龄未婚男女的存在会对生育构成客观的潜在挤压。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说，在这一庞大群体中，哪怕能解决1000万左右的婚姻匹配难题，逐年累加，对于增加生育人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单纯从原有的诸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角度进行治理，其政策效果显然是会比较有限的。

其理由在于，只要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挤压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即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甚至假定女性人口会超过男性人口，其后果也不会是婚配难题的自动解决，反而会出现大龄未婚女性和大龄未婚男性两端同时增多的悖论性局面。

只有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县域内能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时，东西之间的差异才会逐步缩小，尤其是女性劳动力资源的回迁，会间接带动婚姻资源的回迁。

也就是说，让当前自西向东流动的局面逐步转变为自东向西反向流动，并持续一段时间后，逐步达成东西之间的相对平衡。如此一来，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大龄未婚女性婚配难题，还是中西部地区大龄未婚男性婚配难题，都会随之大幅度地得到缓解。

要达到这一目标，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应抓住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内迁的机遇，大力培育和发展县域经济，重构中西部地区县域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婚姻市场结构，将人财物尽可能留在中西部省份的县域之内。国家也应在战略层面给予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与发展县域经济更多的政策扶持。

反之，当前各种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政策措施，或治理所谓高额彩礼的措施，都只能在微观层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这些微观措施在东西差异下都无法扭转区域挤压这一机制，因而无法在宏观层面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的婚配难题。

（来源：《理论月刊》微信公众号，发表于《理论月刊》2024(5)：96-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