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实利需要，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开科设教的视界最终受现代国族竞争眼前利益的牵制——鉴于晚清以来我国屡遭外国列强欺诈掠夺，办大学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开设种种实用技术学科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传统文教是否也要变成实用、实利学科，也要接受技术科学原则的指导——事实上，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技术科学指导人文学科的原则和制度。

因此我们必须问：国学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

如今“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由于文史哲这种划分本来就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无异于被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涉及古典文教，哲学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哲学”专门涉及中国古典文明）。加之，如今文、史、哲三系无不以现当代“西学”为体，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无不以西方现代的各种时髦理论为导向和基础——“国学”在历史系所占份额最大，但历史学接受西方现代理论的洗礼恰恰最彻底（晚近十年几乎全盘人类学化就是证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国伦理传统的当代儒学，也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非常陌生，没有建立起古典的视野，从而不清楚西方现代科学的底线。

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市场需要多办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计划少办精办博雅性质的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早已经一去不复返，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迫在眉睫。然而，葆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意识的漩涡。

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就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有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衡。我们无需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十九世纪末期的尼采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品质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必须起“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所谓“不合时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教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如今，中国传统文教面临再次重新命名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难对外沟通：日本、韩国高校都有庞大、扎实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日本称“支那学”，韩国称“中国学”，西方则称“汉学”——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在我国极少数高等院校建设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不说是当务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误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实际指的是现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冒出来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但这些现代国家的经典作家无不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经典的滋养。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招牌大学中的古典学系实际起着共同的文明纽带作用。不仅如此，当今的强势西方民族国家有意无意高标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担纲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与该国大学中古典学的强势往往同步（请看美国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学教育从人文中学开始——西方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学课程为指标（必须有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我国名牌高中以升学率或奥数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学课程为指标，相比之下，谈何文明抱负。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教育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教育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历代经典为学业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教育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大学中的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优秀人才。

因此，建立中国的“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不可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而是要立足中国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简称“古典学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保养古典文明。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所谓“国学”）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可以有所侧重。

发展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机遇：外汇储备增加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文明学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后注：本文为笔者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与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办的“古典西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上的发言，原刊《开放时代》2009年第一期。这里的文本综合了笔者在中国文化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上的部分发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