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今年恰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各种相关学术活动整装待发。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也越来越为思想界所关注。刘小枫教授和甘阳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15年来已出版350种经典与解释书籍。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引各方关注。

最近有文章以《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名义出现在媒体上，引起了一些争议。该文章开篇即称“多少人读过不好说，但知道或听过《荷马史诗》的可能比真正见过河马的人还要多（观察者注：原文如此）”，并用类似虚拟语态表示：“就国内目前状况来说，西方古典学研究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它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观察者网就此联系刘小枫教授。他的表态言简意赅：“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这个热闹恰逢其时，本人五年前的一篇旧文可以作为回应。”

文章原题《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全文可见刘小枫《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版。刘小枫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甘阳（左）与刘小枫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事实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

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学评估，各大学纷纷抢在评估前搞装修——教育部的评估检查的是教学“质量”、设施（所谓硬件），没谁去检查我们的检查者的文教观念。

有必要检查我们当今的文教观念吗？当然有必要——就在“大学评估”展开的同时，已经有大学校长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表示抵制，体现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得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今叫“承重墙”。文教观念不对，承重墙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使得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承重墙。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变革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闭门自省，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三十年改革取得的并非都是成就，也有败绩——文教改革就是其一。

文教改革三十年应该区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十五年品质差异极大，所谓“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前十五年怪现象不多，后十五年不仅怪现象铺天盖地，而且败象丛生——严格来讲，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后十五年的变革，而且明显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我们的理由可能是：当时国家太穷，无力支撑大学的发展。可是，民国时期同样很穷，但在这一我国现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虽然全盘西化已经铺开，大学的实用化和职业技术化程度却远不如现在……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国学问的自信心为什么比如今的更为稳固？对比我们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还是进步？如果退步，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留学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学术生命力，比留洋博士冯友兰更强？

尼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国学”这个名称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别——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提法出现于清末，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与这一名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汉学”（同文馆中设“汉学馆”）、“中学”等，意在与“西学”对举，保守我国文教制度不至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应对我国政制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凡此提法无不是迫于突然而至的中西之争来考虑中国文教传统的危机问题。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

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和《国学略说》，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政治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另一个例子是：如所周知，我们的大学要么是西方传教士兴办的，要么是国人学着西方人兴办的，大学的主体无不是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移植，我国古代（晚清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学”。我们的大学发展到今天，晚清洋务派的理念才最终实现——科学院士或工程院士成了大学校长的当然资格。那么，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在哪里？文明传统以语文及其经典作品为基础，我国的中学生一律要学语文（中文）课，但中学语文讲授的我国古代经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现代语文占据了相当份额。升大学后，学生分赴各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不再会有机会、也不再有义务习读古代经典作品。

文教是大学中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教以语文为基础，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系）——如果还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西方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这些语文学系偏重的并非文学性语文，而是实用性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要做，就开设哪个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