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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当全能神潜入农村教会……
关键字: 宗教农村教会全能神邪教宗教管理关注农村家庭教会,完全是调研的意外。起先是住在房东家里,问她闲暇时间都做啥,她随便点出几类常规活动,然后严肃地告诉我们她不信教,我们继续追问时她不愿再多讲,只是提示碰到教徒后无须惊讶。
没过多久我们就碰到一个女教徒,当时只是想问她的交往和家庭生活,她却将话题岔开给我们讲述信教经历,并引出信教时间长社会名声好的教首刘祥。村书记对刘祥的印象很好,直接打电话后让我们去找。很快,我们见到面善的刘祥,在简短介绍后他直入主题,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信教情况。我们前后找到刘祥访谈三次,又通过他的引荐去找信徒访谈,逐渐廓清A村教会变迁情况。对于敏感且复杂的家庭教会来说,任何褒贬不一的评论都显得浅陋。笔者只能依据有限的理解能力,在勾勒A村教会的变迁及现状之余,语境化地提出农村教会有效管理的建议。
随着农村信教人群的增多,如何管理农村教会成为一大难题
农村教会的崛起
A村所在的县在解放前就有教会活动,传教密集、教徒众多的地方设立有教堂,当时村民称为“洋教”。新中国成立后,吴耀宗提出“三自宣言”,各地纷纷成立“三自教会”。1950年,A村所在县成立三自教会,在各乡镇片区设有负责人,往下是村一级的教堂。若信教人数不到50人,就设立祈祷组联系点,不再设置专门的教堂。
刘祥开始信教时25岁,信教与妻子生病有关。当时他结婚不久,妻子就失去理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他回忆说,妻子老说见鬼,但他看不见鬼,说是病又找不出病因,打针吃药均不见效果。不久,有个教徒找到刘祥,说是只要信教病就能好。刘祥出于试一试的想法,陪着妻子参加了该教派的活动。为了让妻子尽快好起来,他一有时间就看圣经,后来妻子病慢慢好了,自己和妻子都信教了。
刘祥说,文革前他信教要严守秘密,随便祷告被发现后会被打倒。从他的讲述看,他信的教不属于三自教会,否则不会不设置正规堂点。文革期间不少教会领袖、精英被打压,刘祥不再参加活动而在家里自学。一方面,他虔诚地信着耶稣,一方面,他喊“毛主席万岁”,日常生活中他烧纸不跪拜偶像,而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先尊国家。他在顺从的前提下灵活地信着教,对我们说“国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硬着头皮干,没好处”。
集体化时期的系列政治运动,不仅打掉封建社会的坛坛罐罐,非三自教会活动空间也几乎消失。当所有的菩萨、族谱、牌位被毁掉后,1980年代国家权力上移并没有带来传统信仰的回归。相反,A村所在的县于1988年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后,蛰伏在民间的非三自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半公开活动起来。
刘祥于1988年参加教会活动,那时20多个人聚在教首的家里。学习了一个月他就不去了,原因是他与教首的脾性不合,对教首为人和处事看不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教首对教义的讲解,与他所信奉的真理有偏差。刘祥不久加入另一个聚会点,参加活动的有10多个人,刘祥很快发现讲解的不合理,他便再次回家自己学习领会。刘祥参加的第一个教会,信教者很快增至30多人。有人聚会就有奉献,就需要会计和保管员,但是该教会经常有人撬奉献箱,不久教会就宣告解散。刘祥认为,主要是教首信的不真,不带头向好没好名声。
随着村庄活动空间的自由,不少信徒认识和频繁地交流。不久就有信徒找到刘祥,希望在他家里办聚会。第一个安息日来了十多个信徒,后来因隔壁村村长的家属也信教,该村长就批给刘祥一点集体废地。刘祥加大宣传力度要求信徒多奉献,加上他人捐赠不久就筹到7000块钱,他拿着这笔钱在废地上盖起三间砖房。占用公共土地且得到村长认可,为刘祥所在的教会赢得合法性。很快,房屋容纳不下骤增的教徒,刘祥就找到村里和组里商议,在三间房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正式组织对刘祥很“照顾”,刘祥当然会支持村里工作。在农业税时期村里下达任务,刘祥不仅动员教徒完成,还主动为村里义务宣传。
非三自教会在去政治化环境中成长,又在半正式治理机缘下获得发展。问题是,相较于三自教会的爱国取向和政治服从,非三自教派的政治取向是晦暗不清的。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策略,使刘祥所在的教派成员骤增,但策略性依附引出的发展,不一定保证农村教会健康。1980年代刘祥加入又退出两个教会,教派理念分歧远大于具体运作问题,刘祥所在教会在后来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
农村教会的纷争
A村所在县统计的信徒有10万多人,不包括普遍没有上报的非三自教徒。三自教会的组织架构很清晰,全县有1个牧师,管县域教会工作,下面是长老,有30-40人,管教务、财务、事务,其次是执事,管后勤,再下面是传道员,负责讲解《圣经》。三自教会下面分片区,片面下面是聚会点,全县正规教堂有480个。一般情况下,1个点1个负责人,2个传道员,下面就是堂委,常规设置是5人,星期六是安息日,教会教着学《圣经》,主要原则是爱国爱教,既遵国法又遵天法,天法主要是十条戒律,国法主要是国家法律。
刘祥虽非严格意义的三自教徒,但他在信教过程中没有违法违规,且他以自己的服从和协助,赢得了村组织和村民的一致认同。因此,当他所在教会走上地面后,不仅没有被有关部门制止,还于1993年被批准设立堂点。相较而言,A村其他教会虽然也会地上化,但大多没有被赋予合法符号。尽管在A村众多的堂点中,仅有刘祥所在教会被批准,但它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果说集体化时期宗教管理是政治挂帅,以信徒是否爱国爱党来区分教会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管理坚持法治原则,即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公开挑战党和政府权威,管理部门就以教会活动确定是否扩大其发展空间。它引出的潜在治理问题是,若农村教会现时无敛财行为、不危机人身和社会安全,管理部门是无权干涉教会活动的。在新时期新型治理逻辑下,刘祥所在的教会快速发展,不久即暴露出若干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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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祥出走两个教会,曾带出一部分信徒,在他成为教会的负责人后,带出的人自然依附于他。其中有个叫徐宁的年轻人,他对基督教教义理解较深,自恃有才不时会提出意见,因此遭致教会堂委的不满,他就带一拨人重新组建教会。跟随徐宁出走的还有钱梅,他们均成为新教会的讲道员。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钱梅所在教会有100多信徒,在A村已经算是很大的教会。后来钱梅的侄子发现她与全能神的人混在一起,并在钱梅家里发现了有关世界末日的一些册子,她侄子拿来小册了交给刘祥。刘祥就向上反应请牧区领导人来处理,他们过来收缴了册子并找钱梅谈话,钱梅主动认错,说自己一时糊涂,并表示以后会改正,牧区的人就走了。
全能神是邪教,发现即应制裁。但牧区领导管理教会要依法,仅仅依据小册子就给予重罚,很难讲得通。2013年时,同一教会的徐宁发现钱梅并没有悔改,加上徐宁和钱梅作为骨干有过节,徐宁就上报给县宗教局、三自和派出所。钱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表态说宣传全能神是非法的,以后不再与全能神搅和在一起,钱梅甚至写了好几封保证书。有全能神倾向的人,终于不再过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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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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