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较低的地方政府，则因宗教问题的敏感性，往往不愿触碰这个火药桶。原因很简单，非“三自”教会和教徒，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若不公开从事反社会活动，加强宗教管理就会有风险。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按人民内部矛盾依法管理宗教，一些不法教徒却有意将宗教管理本身政治化处理，甚至利用网络实施舆论战、组织群体事件。层级越低的地方政府，政治风险承受能力越低，若因宗教管理断送晋升机会，并不是件划算的事。

因此，我们在各地调查发现，县乡政府对教会的活跃，甚至非法传教等问题，大多以“不出事”逻辑对待。只要教会不明显违法犯罪，政府就会“井水不犯河水”。鱼峰区教育局例行检查，发现孙某的非法传教问题，不是以有意退避的方式处理，而是首先认定其强迫学前儿童信教违法，然后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在多项处罚措施被拒绝的情况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无论从依法行政还是管理宗教上，都有诸多可圈可点、值得赞许之处。若各地政府都能对教会实施常态化管理，对宗教宣传出版工作加强监管，城市学前儿童信教就将成为历史。

比较起来，乡村学前儿童信教，要比城市里的问题复杂得多。城市学前儿童大多上幼儿园学习，只要相关部门加强巡查监管力度，强迫学前儿童信教就基本丧失了实施空间。农村学前儿童则没有这个条件。据统计，2014年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达到70%，但中西部地区的入园率仅为30%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学前儿童是在家庭和村庄中度过的。

就我们的调查来看，农村学前儿童不上幼儿园，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上幼儿园每月有近1000元的花费，虽然看似不多，但对留守家庭来讲并不是个小数目；二是农村幼儿园严重不足，除城镇周边和中心村配有幼儿园，一般农村小孩要上幼儿园很不方便；三是幼儿园资源配置有限，一个幼师带20-30个幼儿的情况并不鲜见，且不少幼师是民办教师或农村妇女，民众因而认为上幼儿园可学的东西不多，入园动力不足。

学前儿童不上幼儿园，就只能跟着老人或母亲生活。当前的乡村社会变迁，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房屋道路破旧，还有社会层面的公共生活衰落，更有价值层面的精神焦虑空虚，这给农村教会以很大的传播空间，不少老人和妇女被带入教会信教。不管有无正式的聚会点，农村教会都要每周聚会，一般是两次共一整天。留守者又要参加教会活动，又要照顾好自家的幼儿，多会选择将幼儿带到聚会点。

不少老人和妇女被带入地下教会信教

我们在豫南某村调查，发现教会有个小屋子，里面摆放有桌椅，与旁边的教堂形成对比。教首告诉我们说，有些家长信教会将小孩带来，信教人数增多小孩也多起来，小孩疯跑打闹很影响信徒聚会。几个堂委坐下来讨论后决定，找一个虔诚的教徒教唱圣经。自己信教小孩还能有人照顾，大人更加愿意带上小孩来教会，教首就开辟一间小屋子向小孩传教。

农村教会属于宗教管理的盲区，很难搞清楚家庭教会有多少，聚会点在哪里，如何开展活动。何况家长会有意无意地要求孩子信教，要制止基督教的非法传播就更为困难。学前儿童不谙世事，大脑就像一张白纸，他们被非法传教后极易迷信，对事物的判断力很可能形成偏差，比如将一切因果都归之于神的指示。

我们调查的苏北某村，有个女人第一胎是女儿，她极其想要生个儿子，经不住邻居劝说去祷告，没想到后来果然生了儿子。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神的恩赐，就拉幼年女儿和儿子同她一起信教。儿子长大出去打工也按教义要求每周祷告；女儿年轻时曾经很是困惑和迷茫，她坚信是神的指示带着她勇往直前。

有些教会看出儿童信教的巨大潜力，也会主动邀请家长带小孩一起信教，我们调查发现有些小学生也来参加教会，一问得知其很小就被家人带来信教，参加教会活动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不积极消除宗教管理盲区，不依法治理教会的违法行为，就会使教会放任自流地发展，学前儿童就有可能被强迫信仰基督教。而政府对学前教育重视和投入不够，对学前教育准入和管理的不到位，就会降低学前教育的价值和效益，使学前儿童成为某些思想非法传播的重灾区。当宗教管理和学前教育问题结合时，学前儿童信教就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提高治理水平，阻断学前儿童被强迫信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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