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层面围绕流动人口治理工作的领导小组是在1991年开始设立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与中央政法委合署办公）下面，全名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中央综治委”的五个领导小组之一。2013年国务院成立的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包括此次超级疫情中，国家最高层率先成立的也是“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疫情爆发地则成立的是“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其实“指挥部”也可以看作是领导小组的一种表现形式，实质都是综合决策协调组织，不过是“指挥部”的战时色彩更强烈一些。

中央综治委的历史

从“增设部门”到“领导小组”，是治理大流动社会过程中，中国党政科层制的一个最基本变革脉络和规律。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领导小组”模式较好的适应了复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

“向上升级”是指在我国党政科层体制中的级别提升。如县级向上升级为地市级（如东莞、中山等），地级市向上升级为副省级城市（如深圳）等“刚性升级”。还有一种是在资源配置、管理权限等方面给予较高的授权安排，如“省直管县”等“柔性升级”（还有如县级市、撤县设区）。

“向下生级”是指突破现有组织框架自主设置一些基层管理层级。如浦东新区二十多年中尝试了“城工委、农工委——功能区——地工委”三种不同的体制机制创新，东莞从“政务服务中心”到“综合服务管理中心”等多种基层的管理创新。科层组织纵向上的不断寻求突破，正是源于人口涌入对原有管理层级的“撑破”几乎发生在地方政权的各个层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显著的趋势，即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在大流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上升，组织变革与技术进步共同提升了当代中国治理流动社会的效能。但笔者对此也曾批评性总结过，信息技术的主要优势是信息采集、平台建设和数据分析三个方面，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其他技术，其本质特征在于‘快’等效率属性，这种效率在经济领域是可以带来“技术红利”，如果运用得当获得社会结构的支持是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其效率属性与经济领域的逐利性是天然亲近的。

但问题在于，社会治理领域并不是一个创造财富的领域，其属于财富的二次分配领域，即主要是进行社会利益的调节和平衡，“快”本质上就不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特质，“好”才是社会治理的底色要求。所以“以快为美”的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成就主要依然集中在“治安”工作上，这与治安工作的特性有较大关系。而在这些治安之外的领域，涉及流动人口的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均衡分配，这又属于制度建设和改革问题。

整体来看，大流动社会对原有的治理体系在初期形成了较大冲击，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变革和技术能力提升之后，原有治理体系基本保持不变，继续延续其中央集权为导向的“郡县国家”传统，笔者将这种新的治理经验概括为“超级郡县国家”。

2016年11月，第11届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技术研讨会暨设备展览会北京开幕（@东方IC）

回顾世界历史，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人口大流动挑战下，当年欧洲遭遇社会动荡和革命频仍，眼下印度、巴西、南非、埃及和土耳其等发展中大国面临贫民窟和严重社会冲突，中国三十年来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社会稳定、城市整洁和公共服务。

最近三十年里，中国对大流动社会的“常态治理”还是取得了卓越成效，主要依赖于治理体系的超强整合能力和技术不断进步带来的治理能力提升。对此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并认真总结其深层次原因，不能因为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而全盘否定过去的经验，这对于国家治理的改善是不利的。而且面对突发疫情，全国党政军学民能够凝聚一心，还是依靠我们这套治理体系的强大凝聚力和整合力，这也是过去治理流动社会的一个基本经验。

只是在这次危机中，我们要看到风险社会的挑战越来越迅猛，其留给决策群体的反应时间也越来越短，疫情规模远超“非典”的情况下形成的资源紧张局面，基层社会尤其是城市社区组织化程度偏低的巨大风险，危机治理中政府如何统筹运用新型互联网与物流巨头公司的资源等，这些都对治理能力构成新的考验。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用于社会管控的领域多，而在服务民生和百姓日常生活上面不足，这也是今后需要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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