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增长表现，这令今天仍然贫穷的经济体尤为关注。这里非常适合验证人们常说的那些增长前提条件的有效性——不是要寻找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而是要通过观察发现哪些方面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也是可以做到的。

诸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测量技术往往会强调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性。但是在1994年之前，人力资本的总体积累主要是缘于人口的增长，而人均人力资本的增长成为主要驱动力基本是在1995年之后(Li et al.，2009)。直到1999年，显著的教育扩张性增长才开始促进人力资本的加速形成。

在1997—2007年间，中国高校的招生增加了近5倍(Whalley and Zhao，2010)。

1978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能力还很薄弱，国家也比世界上大多数贫穷国家还要踵决肘见。当74岁的邓小平接掌了这一大国的领导权时，人民正饱受着饥饿并且淤积着愤慨。

邓小平的传记作家傅高义是这样描述的：“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4） (Vogel，2011)

当时中国的人均GDP是154美元，约为加纳或喀麦隆的五分之一。

20 世纪70年代，“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赶下台的老干部，但他们对自己占据的职位既无准备又缺省素养。军队变得臃肿不堪，并疏于军务，有些在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享受着当官的特权，却不务正业。交通与通信设施破败不堪。大型工厂的生产仍在采用19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技术，设备也处于失修状态。大学在过去10年里基本上被关闭。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但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又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万农民。再者，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饭碗，并不欢迎新来的人”(Vogel， 2011)。

在酷爱桥牌的邓小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唯一的正式头衔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看来，驻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或纠结于谁的过失导致了这一切已经不是当下的主题，所以不必为此浪费时间。

“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邓小平并没有勾画一幅致富的宏伟蓝图，而是务实地承认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坚信，自然资源的匮乏、人力资本的孱羸、基础设施的短缺，甚至中国商业环境的糟糕现状都不会阻止他创造经济奇迹。他只是觉得他亏欠着他的人民。他采取了一些常识性的原则，这最终证明是在全球发展历史中最惊人成功的秘诀，是对当时主流范式、主导思想、老朽教材的传统政策处方的有力控诉。

邓小平是一个集谦卑、自信和专注于学习知识于一身的完美典范。他在新加坡会见李光耀时，向后者询问了关于如何规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发展制约的一些基本问题。

他鼓励学习新加坡和韩国，还借鉴了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他向其他官员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扩大自己的视野，去世界各地访问并带回新的理念、新的管理办法、有前景的新技术，并进行实验。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类似于刚果巴特克人中的伐木者，他们认为“要通过砍伐树木来学习如何砍伐树木!”他主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吸纳了中国当时大量的低技能人口，这不仅实现了高参与率和低失业率，而且还使低技能工人通过工作和学习提高了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了在职培训和“软技能”，为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和技术升级做好了准备。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劳动密集型战略也促进了竞争力较强的私营行业的诞生，这提高了政府的税收水平，也为国家的储蓄和投资政策拓展了空间。

对于玻利维亚、布隆迪、缅甸这些低收入国家，其劳动力的规模比较容易管理，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为它们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经验:人力资本基础薄弱对激发经济增长不构成根本上的约束。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禀赋结构，选择最丰裕的生产要素(通常是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即使是人力资本非常薄弱的国家仍然可以实现高增长率。

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积累了充足的储蓄和资本，从而逐渐实现了禀赋结构的升级。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如果将自己薄弱的人力资本投入到与它们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通常是处在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落后的经济体仍能收获好的成效。

当这些国家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并向技术前沿迈进时，它们在攀登价值链的过程中，又会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高水平的技术和复杂创新、设计、分析和解决问题等认知技能)。

经济学文献中会频繁地指出，在许多低收入国家，质量普遍较差的教育体系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的确，这是一个普遍且严峻的现象。在许多非洲国家，虽然基础教育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仍然不好。

调查结果显示，在非洲大陆领先国家之一的坦桑尼亚，20%的七年级学生无法阅读一段斯瓦希里语(Bold et al.，2012)。但是，研究人员如果从这样的调查结果得出结论，认为“高质量”的教育成果(作为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是开启经济增长进程的绝对先决条件，恐怕还为时尚早。

事实上，这种断言似乎在概念上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却难以用实证和历史来验证。认为贫穷国家的劳动力状况既规模有限又很难令人满意，使人想起了伍迪•艾伦的一个故事片段:一个女人生气地抱怨着餐厅的菜不好吃，她的同伴不仅欣然同意，还添油加醋地说菜的分量给得太少……此外，无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教育培训质量和劳动力素质始终都是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关注的问题。（5）

这也很自然:增长和发展总是意味着禀赋结构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追赶过程(在此期间通过模仿可以实现高增长)的结束，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前沿，发现新的商机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种变化的速度也会逐步下降。

低素质的劳动力似乎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绕过这一障碍并不困难。

如今的世界，技术创新使知识转移和培训的成本比以前低了很多，各种发展要素——包括高技能劳动力——的移动也越来越频繁，贫穷国家能够吸引到几乎所有它们需要的能力和专业人才，它们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可以利用自然资源给它们带来的收入(有些海湾国家一直在这样做)，也可以围绕自己的比较优势设计和实施增长战略，以发展竞争性产业(比如毛里求斯)。

同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并不一定可以转化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贫困削减。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微薄的财政资源中拨款打造优质的人力资本，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经济收益。这不仅仅是古巴的情况，像印度、加纳、喀麦隆或肯尼亚这些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优先发展教育，并培养了大批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这些公共支出通常来自向贫困农民所征的高额税收。

然而，这一战略并没有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创造出就业机会，许多高技能人员不得不背井离乡，这导致了它们花费重金积蓄的稀有人才的流失。

高素质劳动力不一定能转化为更高经济增长率。图为马拉维培训的护士们。

最近，甚至有不少这样莫名其妙的故事，马拉维前总统穆塔里卡经常讲述他曾经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培养世界一流的护士。他将大量的公共开支用于这项培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马拉维的护士迅速成为全世界的抢手货，英国政府甚至推出了吸引他们的招聘计划。

当然，由于马拉维缺乏相应的工作岗位，许多护士在毕业的那一天就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这令穆塔里卡总统在疑惑中无奈道：难道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2010年)的马拉维应该为当年人均国民收入36000 美元的英国医疗体系提供补贴吗？面对这样的矛盾，一些研究人员强调所谓的人才流失收益，即那些移民可以寄回自己国家的潜在的大量汇款。

各种实证研究的确表明，这些汇款额往往是相当可观的，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有力地影响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Imai et al.，2012)。然而，这样的分析忽略了无法量化的正外部性，那就是当贫穷的社会里最训练有素的年轻人移民国外时的损失。

假设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没有远走他乡，仅仅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将在本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些人会成为年轻女孩们学习的榜样，为国家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红利。爱因斯坦曾这样说道:“教育者，学校所习尽数送还先生以后之余剩也。”（6）

注释：

（1）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OECD,2001)以及Liu and Greaker (2009)。

（2）人力资本存量的测量是通过间接的(如残差估计)或直接的方法。间接的方法通常包括以用于生产国民净收入的投入(自然资源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和金融资产)来估计国民财富。通过对由其他财富组成的收入流的计算，人力资本存量可以作为残差或国民净收入中难以解释的部分而被扣除。一个类似的残差计算方法是基于国民账户，将人力资本作为财富总量和有形财富的总和(即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之差来计算。

这种间接的残差法越来越被认为是不理想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人力资本为什么是发展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发展的，所以几乎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什么建设性的信息。此外，人力资本的间接推算方案也会受到会计等式当中各项指标测量误差的影响。

（3）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于2009年11月16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4）引自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译者冯克利，下同。——译者注

（5）学生能力国际调查(PISA的15岁学生以及TIMMS的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的结果总是显示，在类似的正规教育情况下，个人的实际能力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具有很大的差别。

（6）译文引自林语堂的《林家次女》,原文为“Education is what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at schoo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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