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为什么没有在华盛顿共识推动之下发展起来？很多人会喋喋不休说出诸多原因：匮乏的物质资本、恶劣的商业环境和糟糕的治理、不足的人力资本和薄弱的吸纳能力、低下的生产率、不良的文化习惯(懒惰)等等。

然而，林毅夫和孟加，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些陈词滥调，与历史和实践证据却是相悖的。

他们二人的新书《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第一章《陈词滥调的言语暴行》中，从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人力资本以及低下的生产率三个小节，分别证实华盛顿共识关于非洲发展的改革方案是误导；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和差距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启动经济增长进程的障碍；幸好，在财政和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的国家没有盲从华盛顿共识开出的、那个长长的被认定为经济增长发生条件的改革清单。

《陈词滥调的言语暴行》分为上中下三篇发布，5月5日，我们发布了上篇，本文为中篇，原标题为《现实和神话:孱羸的人力资本基础》，着重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北大出版社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毅夫、孟加】

基础设施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关联性毋庸置疑，但却并不构成阻碍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那么问题是什么?

依照流氓警察在非洲街头的逻辑，最明显的合理质疑应该是人力资本(通常定义为“体现于劳动者个体并可以为个人、社会和经济创造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1)，而且理由很充分:人力资本在发展中国家通常很弱。

科特迪瓦公立女子中学的学生

人力资本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的，它阐述了教育和培训是对技能和能力的投资，劳动者个体的决策依赖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对这种投资回报的合理预期是他们的生产率因此而得到提升(Schultz，1960，1961; Becker，1964)。

在此之后的研究工作探究了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与技术活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诠释了企业如果拥有教育/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会更有可能采用和实施新技术，进而增强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回报(Nelson and Phelps，1966)。

Heckman(2003)很好地解释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首先，人力资本就是生产力，它对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有直接影响。所以，举例说明，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会计培训，成为一个更好的会计师，这个人的工作业绩就会提升;如果一个工人对修理一台发动机是训练有素的，那么他修理发动机的效率就会更高。这些明显都是技能提升后的直接效果。但是，人力资本还会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适应性，它会使工作人员在不同任务中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增强工作人员适应变化和应对新机遇的能力。”(pp.796—797)

诸多的实证分析也对这些理论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这些并没有解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方法和测量问题。

Griliches(1970)最早估计出三分之一的所谓“索洛剩余”(即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劳动时间或资本存量增加的部分)可以由劳动力接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来解释。Barro(1991)和Mankiw et al.(1992)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横向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些关系是正相关的。

如果把人力资本看作一个集才华、技能、能力和知识于一体的组合，且工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投资积累，使自己的工作更富有成效，那么人力资本指标确实是考虑增长前景的重要线索。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拥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劳动人口大军。

因此，将发展中国家依然普遍贫穷的原因归结于它们普遍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假设。但是，如果说挪威拥有与玻利维亚、布隆迪和缅甸相似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它们就会有一样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吗?答案显而易见。

而且，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随着货物、服务、知识和技能频繁地自由移动，是否可以推理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其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如此线性相关的？实践中的情况显然比理论描述更为复杂。

Pritchett (2001)发表了一篇具有挑衅性标题的文章“教育都去哪儿了?”(Where Has All the Education Gone?)，在该文的激发下，掀起了一场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关联的特性和强度的争论。

该文分析了跨国家的数据，发现使劳动力教育程度不断上升的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与人均产出增长率提升没有关联。尽管它指出不同国家之间教育对发展的影响力有些不同，但都普遍低于预期，这是由于三个可能的原因。

首先，治理与制度环境配置如果与教育相悖，教育资本的积累实际上会降低经济增长;其次，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迅速扩张，而同时对其需求保持平稳，教育的边际回报就会迅速下降;最后，教育质量可能很低，即使接受多年教育仍不能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

的确，Pritchett的这篇文章是充满争议的，其方法和测量问题也受到了批驳。（2）但是，这个研究强调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典型事实，即教育及卫生指标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即使用无可争议的精确分析，也是难以说清楚的。它不是一个明确定义了乘数标度的齐次函数。

企业调查显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20%到40%的企业明确肯定了缺乏职业技能是企业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政策制定自然不应该仅以调查结果为依据(Lin and Monga，2011)，而且，跨国研究也揭示了教育和健康投资也许并不能转化为整体经济福利改善的一系列原因。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往往需要不同的技能才能使它们的劳动力更加有效地就业并释放全部生产力，这是一个重要但又常被忽视的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人均收入200美元的经济体，拥有 3500 万的劳动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小学学历)，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43000美元，只有250万的劳动力(其中大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两者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类型不会一样。

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产业和技术升级与制度变迁携手并进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依托已有的比较优势推进产业发展，而比较优势又取决于资本、劳动、土地、自然资源这些因素的相对分布。从经济的真实需求出发，以显性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为驱动力，这就决定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不同技能的劳动力。

把人口的大部分安置于基本装配活动或轻工制造的工作岗位并不会使经济蒙羞。实际上这正是发展良好的经济体在发展历程中的所作所为。在工业革命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后，西方国家才开始对人力资本这一话题产生兴趣。直到20世纪之交，人们才认识到对初中及以上人群的扫盲后教育可以大大提高经济生产率。

正如Golding(2001)所言:“1900年，除了美国有一小部分青年参加全日制中等教育，其他国家没有哪个是这样做的。工业界已经认识到普及识字的重要性，但对于大众来说，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在当时是超前的。”

即使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当时经济领先的国家也不例外，自1850年以来它们的人均收入接近，是产品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对手，但决策者和战略家经过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福祉既不可或缺又贡献巨大。

同样，当经济增长开始时，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后来有了改善，是因为繁荣的经济为禀赋结构的不断改变和适应提供了可能性。

Bertola and Sestito (2011)在回顾意大利150年来教育机构的演变和成果时指出:“正规教育似乎并没有对战后经济繁荣起到什么主要作用……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意大利的正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如果排除了地理上的差异，其仍然维持了较高且增长的生活水平。

这一显然违反常识的现象，也许是由于不那么正式的信息传递机制和职业学校等培训在一些特定环境下，向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区域的人口提供了合适的技能培训。”(p.26)经过过去一个世纪，意大利各地区的教育和扫盲指标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在相当长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这些指标表现极差。

从图1.1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不是线性的。意大利2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定义为达到最高学历至少需要的年限)从1951年后仅为4.1年，缓慢地增加到2010年的10.8年。然而，意大利在1951年已经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当时的人均GDP接近 4000 美元。

图1.1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1870—2010年

注:深灰色点为12个西欧对照组国家，意大利的观测值为黑色点并加注了年份。

资料来源: Bertola and Sestito (2011)。

1980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7年，相当于同年加纳的水平(3.6年)。然而，中国仍然用其薄弱的人力资本取得了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所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3）: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都在9.8%的惊人速度。但即使在今天，尽管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是巨大且进步显著的，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仅为7.5年，大约相当于加蓬和利比亚的水平，甚至低于阿尔及利亚。

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那么从图1.1可知，人均GDP的增长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即使对于意大利这样的工业化国家来说，教育年限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但也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