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之后才开启它的经济发展进程——18世纪末的英国绝对不是，19世纪初的美国当然也不是，而在20世纪末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高速公路网络的中国，自然就更不是这种情况了。

的确，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差距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主要瓶颈，但是，如果说只有填补这一差距之后经济才有可能成功发展，这个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非洲大陆，即使人均GDP达到10万美元，这个差距也会一直存在。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维护是一个需要政策制定者持续关注的问题，即使是高收入国家也需要不断进行产业更新和技术升级。(2)

此外，许多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采取通用的、昂贵的、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认为基础设施的差距是经济表现不佳的元凶，只有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持续增长才有可能发生。

在2010—2020年间，亚洲国家整体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估计为8万亿美元，即每年 7 300 亿美元，其中的68%是新增产能的投入，32%用于维护和更换现有的基础设施(ADB/ADBI，2009;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2011—2012)，这些数字的确惊人。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印度的基础设施需求估计为1万到2万亿美元。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缺口估计达每年930亿美元(Andres et al.， 2013)。

而在南非——大家公认的非洲大陆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基础设施的需求仍然很大，仅此一个国家，2012年政府公示的数据是三年970亿美元的耗资计划，用以改善道路、港口和运输网络条件，以提升煤和其他矿物的可得性，这项投入超出了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三国年GDP的总和。

世行预计，非洲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接近1000亿美元。蓝色为总需求，红色为估计的公共投入支出，绿色为估计的私人投资支出。

“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线性的和目的论的过程，在经济增长动态过程启动之前，所有的基础设施障碍都需要排除，他们普遍推荐的政策改革，是要将基础设施行业大规模私有化，并向其投入更多的公共和私人资金(Foster and Briceño-Garmendia， 2010)。

这样的建议涉及诸多漫无目的的政策和非常广泛的改革方案，往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难以实现，所产生的结果也可能会抑或可能不会是积极的。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政策的瑕疵，折射出了“华盛顿共识”框架所规划的改革方案是不切实际和令人沮丧的。在财政和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严格地执行那个长长的被认定为经济增长发生条件的改革清单。每项改革可能会有其独特的意义，也可能不会有。

如果不划分优先级，这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政策处方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也并不能直击那些约束潜在竞争性行业的真正痛处。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通常对这些所谓的处方并不盲从。此外，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存在的莫名其妙的前后矛盾，也说明了其提议的改革方案是令人质疑的。

全球经济发展表现顶尖的一些国家，其营商便利度的评估在过去的20年中始终排名很低:巴西排名第132位，越南第98位，中国第91位，落后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突尼斯、白俄罗斯和瓦努阿图等明星经济体(DoingBusiness， 2013)。

表1.1列出了在过去的20年里增长最快的30个经济体，证据表明，那些用流行指标衡量的营商环境质量似乎都不重要，因为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余经济体的营商指标评分居然都相当差!

一个更务实的做法是政府将有限的资源和执行能力用于打造“模范园区岛”，或精心挑选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的地区(即使是在整体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不善的国家)，充分挖掘和利用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促进有竞争力产业的兴起。

注释：

(1)在2005—2007年间，援助机构提供的用于基础设施的年度支出是80亿美元，在2008—2011年间，此项支出仅增长到110亿美元(Wignaraja，2013)。

(2)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发布了一个美国基础设施年度报告卡，对美国2013年的评级为 D+，并预估在2020年之前，美国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3.6万亿美元。投资者调查的结果一向显示，德国是一个在基础设施的质量方面排名领先的国家，然而，德国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13年，由麦肯锡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它需要投入69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公路建设，才能满足未来几年的预期需求。一个由德国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最近一致认为，在未来的15年里，德国需要每年花费97亿美元——大约比现有花费多出70%——才能使现存的基础设施恢复正常的标准(Daley，2013)。

(3)参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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