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速食电影”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创造，以及一个文化事件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即一个新的文化权力空间何以构成，为什么群众路线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以及事关文化的“弥散性权力”要行之有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权力运作逻辑。换句话说，谁，以及如何有能力吸引近40万B站用户，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花五十分钟收看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讲解？谁有能力让二次元众向国家举报日本动漫？

在另一方面，谈论潜能固然是指其尚未实现，但也意味着权力新空间的真空，比如以电影的评价为例，谁来评判电影的好坏，谁来安排经典的排序，谁能让更多人来“轻信”自己的判断，谁就分享了权力。而在由国际国内的各类电影节与奖项，电影人与电影公司，学院与知识分子，传统媒体等共同构成的旧有权力格局中，恐怕我们很难谈有什么“弥散性权力”，想一想中国电影人热衷于甚至擅长拍摄反应中国阴暗面的电影，然后拿到国际上评奖，国内的电影节对国际电影节亦步亦趋就明白了，我们恐怕不能每次只靠一些报纸发社论反驳来改变这一状况，何况进入旧权力格局还要考虑到极高的参与成本。

“速食电影”只是互联网时代文化迭代的一个案例，以此延伸来看，实际上，各类自媒体，知乎大V或者主播，或多或少都具有着构建新的权力空间，以及创造新的文化权力的潜能。这无疑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与人口的变化关系重大，人口指的是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72亿[15]，这个数字意味着网络使用门槛基本消失，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公共空间活跃的人群加入到了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公共服务中。

因此，当我们批评互联网呈现的低俗趋势时，不能忘记了早期的互联网参与或多或少仍是中产阶级的特权，一个原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吸纳到了这个世界，他们一直都沉默地就在那里，没有喊麦，他们也在那里，只不过，前所未有的（或者曾有一次），他们的趣味和习惯在今天会被感知，被重视，被推上前台。

技术与人口的变化最终引发了快速的文化迭代，因而是“无中生有”地生产出了新的权力和权力空间，是以草根（同时在制作、审美与生活习惯的意义上）的方式拓展和攫取文化权力，这也就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课题，更重要的是，也是新的机遇。

这里固然可能泥沙俱下，但对于国家权力的建设而言，每一次对待类似的新事物，当然也就有着不同的应对选择路径，是以高昂的成本勉力维持旧有的权力空间格局，还是紧跟基础设施的快速变化主动参与新的权力空间布局；如果参与，是以一种官僚制的“令行禁止”的逻辑去参与，还是以别的方式渗透和掌控，就不仅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还是一个涵盖了部门利益冲突的实践，需要博弈，平衡和决断，既要保护好电影行业的利益，也不能熄灭有潜力创造新的文化权力的优质网络创作的繁荣景象。

当然，也许仍有许多人会以知识产权为由，质疑“速食电影”的兴起，这可能是谷阿莫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麻烦，这也是《通知》中最严厉的一条规定：“对节目版权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影视制作机构投诉的此类节目，要立即做下线处理。”这一条规定纯从版权出发，甚至绕开了价值观是否正确。

不过，在谷阿莫被诉侵权一案中，人们发现，迄今为止相关的法律判决恐怕仍然处于模糊地带，即便在美国，如何认定戏仿作品也并不那么绝对。[16]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类似于批判法学的问题，即法律的制定如何认定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是依据私有产权的原则进行抽象的法理推定，还是从权力的增长以及辨析实际的权力关系出发？

从历史中看，对财产或知识产权的规定似乎从来就是变动的。回想一下罗伯特·格里尔大法官在驳回哈里特·比彻·斯托对《汤姆叔叔的小屋》未经授权的德文版提出的诉讼时所说的：完成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往往比创作新作需要更多的学识、才华与判断。将对作者思想观点的翻译，称为对其书籍的复制，这是对“复制”一词的滥用。[17]今天来看，说翻译不算侵权无疑很奇怪，但想一想当时的美国并谈不上是什么文化输出的大国，也许从国家文化权力的生成来看待“速食电影”，我们才会对法律的制定以及是否认定它们侵权，获得一些不同的观察视角。

参考文献

[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7911056/

[2]     唐青秋：浅谈谷阿莫“速食电影”的观影模式《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期

[3]     由谷阿莫引发的是否侵犯版权的法律分析是另一个维度，主要集中在借欧美国家对“戏仿作品”的判例来分析，与短视频影评本身关系不大。见：江旻哲《对模仿讽刺作品构成合理使用之判断标准反思》，载于《法制与社会》2017年18期；王骁谢离江《从“X分钟带你看完电影”系列看戏仿作品和合理使用》，载于《新闻界》2017年8月

[4]     涂文琴：从谷阿莫走红看“碎片化”时代的视频传播《东南传播》2016年12期

[5]     牛一心李凌凌：时空紧张感下的另类电影鉴赏形式解读《新闻知识》2015年第6期

[6]     王瑶：小众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机制——以谷阿莫的X分钟看完电影系列为例《新闻传播》2017年第3期

[7]     http://www.observersnews.com/CongZuoZuo/2018_01_30_445142.shtml

[8]     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P58商务印书馆

[9]     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P67商务印书馆

[10]  克里斯汀·罗思-艾《莫斯科的黄金时代》P175商务印书馆

[11]  唐青秋：浅谈谷阿莫“速食电影”的观影模式《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一期

[1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P847

[13]  杨光斌：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

[14]  王绍光：《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592.html

[15]  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6]  见注释3

[17]  斯图尔特·班纳《财产故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41

【本文刊发于《电影评介》2018年9月刊，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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