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以实践为主的教学

在一个破旧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我坐在床上听学生们的汇报。大多数学生围坐在我床边的地上。当时我带领着20名大一新生在四川省西部的藏区上写作研讨课。

“你今天为什么没有采到故事？”我问仇檀，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生。我给她的任务是写一篇关于藏族人计划生育的故事。

“我坐了一天的拖拉机到山里的一个村子，见到了一些人，但是我没找到跟村民说话的机会，我以前从来没有跟陌生人说过话。”她说着，红彤彤的脸蛋越发红了起来。

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都在用自己在世界各地旅行20年的经验，指导学生怎样跟陌生人接触和讲话。

第二天晚上天黑了之后，我们都在餐桌旁紧张的等待仇檀，这时她突然跑了进来，大声宣布说：“我有故事了。”

“一开始，村长很不愿意回答我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但是聊了一会儿之后，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安全套对我们村子里的妇女来说从来都不管用。她们把所有的安全套都煮着吃了，可还是会怀孕。’”

大多数跟随我的大篷车课堂旅行的学生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在过去的学习中他们更多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课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体验这种实践式教学。跟随大篷车课堂旅行时，学生们会以两三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白天，学生们在边远山村走动并与陌生人说话。他们不仅学习与外部社会开展文化交流，还学会在小组内持续地交换想法和经验。晚上，所有小组都回到营地之后（这个营地可能是一顶毡房、一间咖啡屋或者一家旅馆），整个班的人都会集合，汇报他们白天发现的一个有趣的人或者故事。教师以旁观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听取学生们的报告。他并不会做出任何评判，但是会用指导性的问题打断学生，来帮助他们找到故事的焦点，或是挖掘更多细节，或是形成一个更相关的写作主题。

学生在大篷车课堂的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学徒”身份。学生与经验丰富的记者和从业者一起旅行、工作。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与伟大的巴基斯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桑·丹尼教授在丝绸之路上旅行的两年中，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他的徒弟。白天我观察他做田野调查，早上和晚上我都会帮助他搬运沉重的行李。我们一路在喀什、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地停留时，丹尼教授都会凭借自己对中亚历史的广泛了解，将那些有趣的、重要的、相关的故事讲给我听，勾起我的好奇心，并让我更加渴望阅读、学习和写作中亚的历史和故事。

许多年后，我带领着自己的学生行走在路上时，一直都以丹尼教授为榜样。当大篷车课堂停留在塔克西拉、阳关、罗布泊、楼兰、贝加尔湖、哈卡斯和图瓦等重要地点时，我的大篷车课堂就会停下车轮和脚步，在当地找一块草地、一顶蒙古包、一个古墓地、一座古城遗址，现场授课，尽我的力量激起学生对亚洲边地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

亚洲边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课堂，也是新闻学教育的一间巨大的实验室。学生们阅读、讨论、听我讲课的地点不是在温暖的教室，而是在长城上、雪山上、蒙古包内、佛塔下、沙漠的水潭旁、白杨树的树阴下、集市的茶馆里或者博物馆的木乃伊旁边。

与学生一起旅行时，教师的职责就是激发学生对所有他们看到、听到的事物的好奇心。在学生记录这些有意义的画面、见过的人和听到的话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持续的指导来帮助他们。

在大篷车课堂上路之前，学生们必须完成所有关于他们要写作的地方的课前阅读。不过课前阅读对这些精通社交媒体的学生来说往往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人文历史、地理类的书籍读得越来越少。但是，为了能够在采访中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在荒凉的亚洲边地写出具有人文关怀的故事，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阅读大量的中外书籍。

教师必须跟随至少一组学生，并聆听他们的采访。如果学生问出了不合适的问题，教师应该即刻在现场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纠正学生的错误。晚上回到营地之后，由教师负责组织及引导讨论。教师安静地聆听学生们汇报自己白天的发现和所得。在讨论结束之前，教师会帮助每一名学生确认一个故事的思路，作为学生们第二天进一步调查的主题。

第四篇  思想的大篷车

学生们登上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时，包里背着两份被禁的阅读材料：一个是禁书《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作者是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还有一个是理查·基尔（Richard Gere）一条被禁的新闻报道。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理查·基尔说本月世界屋脊铁路的开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身份保护的最大威胁”。

《西藏七年》是海因里希·哈勒的个人传记。作者是“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的间谍，从英国在印度设的战俘营地逃出后进入了西藏。杨明皓（Miles Young）给了每个学生一本复印件，意在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阅读和共同的讨论话题。

虽然我警告学生不要在火车上读这些东西，以免我们之中的人陷入政治方面的麻烦，但大多数学生都无视我的建议。“Miles让我们每人写一篇读后感。我必须在火车上把书看完。”一名坐在窗边的学生说，手里捧着那本禁书。

在火车上，一名学生正在采访两位年轻的荷兰游客。他们正在看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作者受到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在云南和西藏边界旅行的启发，描写了飞机失事后迫降到香格里拉的故事。香格里拉被认为是喜马拉雅山区一处隐蔽的地方，是一片世外桃源、一片天堂。“中国为什么不让西藏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年轻的荷兰人愤怒地对学生们说。显然，这两位荷兰游客是西藏香格里拉神话的信徒。

有些学生正在阅读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系列冒险书籍。赫定在他的冒险故事中对西藏作为天然屏障的叙述普及了关于香格里拉的概念。

坐了两天两夜火车，从中国中部沿着京藏铁路穿过青海戈壁、西藏草原和雪山冰川之后，我们来到了拉萨。

望着金色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学生们坐在八廓街街角的一家藏式餐厅屋顶上，离大昭寺约有十分钟的步程。喝过了热乎乎的酥油茶，吃过了牦牛肉和羊肉，学生们在西藏的第一节研讨课开始了，我将之形容为“与杨明皓在天堂的对话”。

杨明皓：“谁能回答，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读那本书？那是一本比较奇特的阅读材料。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傅姚锋：“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西藏的新视角。我们过去看到的西藏新闻报道和信息都是正面的，但我们不了解西藏负面的故事。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西藏负面的东西。”

杨明皓：“另一个视角？一个不同的视角？”

陈梦吉：“作者在西藏生活了七年。这本书包含了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并没有只写正面的东西，比如西藏人民很友好。他也展示了许多负面的东西，例如极端的宗教信仰。”

杨明皓：“海伦，书中有什么让你感到很奇特吗？”

海伦：“这本书描写的是旧的西藏生活，跟现代生活非常不同。它很怀旧。”

杨明皓：“但是海伦，在你的读后感中，在你写得很不错的读后感中，你还说了更多的东西。你说了什么？”

海伦：“我感到作者在讨好贵族。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贵族交朋友和参加各种宴会上了。这就是我的结论。”

杨明皓：“这是一个很好的结论。这本书中有些东西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本书？我想要锻炼你们的大脑，因为你们的大脑是一块肌肉，跟你们身体里其他的肌肉一样。你们的读后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数量多一些，一类数量少一些。第一类读者我称作对书的‘直观反应’，与之相反的读者就是对书的批判性反应。第一类读者趋向于表面，比较肤浅。第二类读者就深入得多。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写文章太快了、太冲动，不花时间。如果用一种更具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这本书，你们就会开始问问题：他的想法是从哪儿来的？他的角度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哪些事实比较有说服力，哪些又很荒诞？如果你怀疑某些事实，那么给出你自己的证据来反驳这些事实。如果你解构这本书，你实际上是开始解构外界关于西藏的一些神话。谁能告诉我神话的定义是什么？”

海伦：“它不基于科学事实。神话是你听说但没有亲见过的事情，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所以神话通常是对一些事情的解释，无法留下任何可以记录的证据。”

杨明皓：“关于香格里拉的神话在欧洲文明与思维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香格里拉神话提供了情感和个体上的安宁。它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人提供了希望，如果我们要度过安宁和纯净的一生，也许能够在拉萨或是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归宿。你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神话的前提，西藏过去是和平的吗？性别之间的竞争、传统本教与佛教之间的竞争，以及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竞争一直都是存在的。理查·基尔相信达赖喇嘛的领导是乐善好施和开明的，但是你不能通过提出另一个神话来解构原先的神话。”

通过这次头脑锻炼之后，大多数学生同意理查·基尔对青藏铁路的批判与环境影响无关，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香格里拉神话。一些西方人对西藏存在误解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怀有敌意，而是因为西方在全球化的压力下需要保有梦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