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村，飞线充电或者将电动车放到室内充电，电池出现问题后引发火灾，是电动车成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建设公共的室外充电场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城中村或者城郊村建设的过程中，因为缺少规范和严格管理，增加房屋出租屋面积，超面积建设成为常态，因此造就了大量握手楼。公共空间高度稀缺，很多家庭房前屋后都缺少放电动车的空间，更谈不上在一些出租屋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公共充电场所。即使有公共充电桩，也会因为数量不多，分布较为集中，对于距离较远的租客或者房东来说，尤其对于赶着上班且缺少休息时间的产业工人而言，十分不方便。

另外，城中村小电驴电池更换的不规范性，进一步增加了风险。在一些城中村电动车修理店或网上平台，小电驴的蓄电池可以随意买卖、更换。为了降低成本，生活在城中村的产业工人和外卖小哥等群体，更愿意更换较便宜但也可能更加不规范、质量较低的蓄电池。结果就是充电搭配原厂的充电器比较少，电池质量没有保障。

据一位在华南某市电动车协会工作多年的人反映，“原装充电器6辆中只有1辆是使用原厂充电器充电，其它都是消费者自行采购的充电器进行充电。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充电器和充电电池不匹配，也容易造成电池爆炸火灾等风险产生。”

电动车火灾现场

另一方面，政府对城中村消防安全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是城中村小电驴使用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消防安全一直是城中村管理的重点内容，这一问题始终因为产业工人低成本生活需求、城中村改造空间有限、城中村消防安全问题治理成本高等原因，处于一种底线治理的状态。

在城中村，为了节约成本，产业工人等群体使用不规范且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设备的情况非常普遍，不仅包括使用低质量的电瓶车，还包括使用更便捷更省电的热得快，而不是用虽然更安全但电费更高且更慢的热水器（为了省电，电热水器不能够一直开着，但是要用的时候才打开又面临烧热水很慢的问题。对于辛苦工作一天需要快速洗完澡休息的产业工人而言，热得快省电又便捷），或者使用不那么规范的燃气灶，租用电线设施较为老旧的房租，等等。

在产业工人等群体的成本负担能力不能够上升的情况下，这种安全隐患很难得到根治。不仅如此，因为这些行为大多数发生在私人生活时间，弥散在没有办法监控的城中村，甚至是私人空间（比如房间），发生的时间也是不规则的，也进一步提升了安全隐患治理的难度。在笔者的调研中，一个6000人的城中村，有7个流管中心的网格员，再加上10个左右治安队人员，全天候搜查也很难做到。

基于上述事实，同时考虑到治理成本和能力，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一问题时，会定期组织各个部门对相关设施的使用状况做一次大检查，要求一些设施使用尤其不规范的主体进行适度的整改，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主体采取没收设备等措施，以引起使用者的重视，从而提升使用者的安全意识。

这种底线治理使得城中村安全治理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的状态，在基层的承受能力之内，同时也不会过度增加产业工人等群体的生活成本，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多打扰。

但是随着基层治理的合规化和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安全问题得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消防安全问题出现之后，基层被问责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小电炉作为具有安全隐患的载体，也会被视为更严重的问题，原本低水平均衡的底线治理模式也不再符合要求。

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加强网格化管理，成为了各地的普遍做法，其中包括要求网格员每个月上门登记信息（有的甚至每个月要刷身份证），发现消防问题就登记。

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模式对于解决消防安全问题，并无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上门也发现不了问题，即使发现了少量问题也只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旦网格员离场，这些行为又会发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是发达地区，也要面临治理资源有限和成本控制的问题。

不仅如此，产业工人等群体也会感觉到被打扰（因为为了确保每一次上门都能够登记上，他们往往选择产业工人休息的时间上门，上门的时候甚至试图进入到产业工人的房间查看设施使用的状况），有了更多的被排斥感。具有消防隐患的设备被没收的情况也更加普遍，产业工人只能够要么缴费赎回，要么重新购买，不仅会给产业工人带来不便利性，也会增加生活成本。

城中村火灾隐患检查

小电驴治理，生产本位还是安全本位？

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小电驴的治理，以及城中村治理，如何在生产本位和安全本位之间进行平衡的问题，这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小电驴以及城中村。

小电驴，作为一种具有安全隐患的载体，同时是产业工人低成本再生产的工具。其所在的城中村，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安全隐患较多的空间，但是它同时作为一个低成本的空间存在，作为劳动力低成本再生产的空间存在，作为提升大量农民家庭积累能力，农民家庭发展空间存在。这一空间的非规范性和安全隐患的存在，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还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经过近40年的发展，城中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大量需要被重视且在基层治理能力承受范围之内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解决。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产业工人安全意识的缺失，因为生存与家庭发展的需要，因为地方政府管理能力有限，因为这一问题受到的重视有限，因此小电驴和城中村治理都遵循着生产本位的逻辑。

但是随着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比如以流动人口管理中心、治安队、社区民警等主体构成的综合治理网络体系不断完善，整个城中村的安全系数在不断提高。推进合规化运动，加强重点空间和重点群体的管理，包括2008年和2014年左右进行的两次大型的扫黑除恶运动，周期性地对五小场所进行动态管控，比如要求经营主体配备消防设施，设置逃生窗等，相关主题的安全教育更加深入，安全问题包括消防问题进一步得到控制。

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地方还进行了具有实用性的治理创新手法，试图将城中村的劣势转变为优势，比如广州鼓励城中村防火组团内部自身疏散条件较弱的相邻建筑，通过符合消防要求的通道、天桥等相互连接，让城中村原来互为握手楼却不相连的建筑单体能够通过连通走道，达到两个及以上的疏散路径，提高安全系数。整体来看，小电驴以及城中村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地解决。

因此，在安全本位的逻辑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有些过度的背景下，小电驴以及城中村的管理应该更加重视生产本位的逻辑，实现生产本位和安全本位的平衡。因为城中村的产业工人需要得到保护，其安全问题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同时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基于生产需要的自主选择也应该得到更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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