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例子，我到延寿工作的时候，上上下下都强调发展特色经济，有一个说法叫“一乡一业，一县一品”，也有叫“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延寿当时主抓的特色产业有亚麻、烤烟、肉鸡、延寿桃这四大产业。应该说，这种抓特色产业的路径，有一定道理，各地抓特色产业也有一定成就，但是也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过分重视行政推进，产生了很多形式主义，也可以叫“逼民致富”。这样的项目多数失败，延寿县也大体如此。特别是延寿桃。一个农业技术员栽培桃树，结出来像辽宁省那样的比较鲜的桃子来。媒体一宣传就把它起名叫延寿桃，成了延寿县特色产业，连省长在会议上都说了。我到任之后也跟着抓这个推进；不但跟着抓推进、下任务、下指标，还在北京请了一伙专家给论证。专家说这个东西属于一种遗传变异，是几万分之一的发生概率；说很有市场前景。但是后来越抓越发现，这个东西涉及栽培技术、储存保鲜多种环节，大面积推广根本不经济，农民也不接受。最后经过研究，我们果断地停了下来。但是已经推进好几年了，已经劳民伤财了。还有，这几项特色产业在数字上都有虚报成分，之前已经说过那些数了，有时候也降不下来，就跟着说。这是一个抓特色产业工作中我亲身经历过的。

还有一个事。有那么一年春天，哈尔滨市委一位副书记，在我们县委组织部的材料上做批示。这个材料是关于开展干群对话的。市委领导批示说：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应该予以推广。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事，但县委组织部同志跟我一汇报之后我也就“借梯上楼了”，既然领导都批了，咱们就抓一抓吧，同意以县委办公室的名义下发文件，并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把这个事给抓好。我还亲自到一个乡参加了一次干群对话会。很明显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当时有群众提问题，干部回答，按照群众要求落实了几个事，这也挺好；媒体进行了一番报道。在县里推动下和媒体报道的推动下，各个乡镇都相继组织了一两次干群对话会，后来叫民主恳谈会。半年以后，这项活动就销声匿迹了。

据我所知，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的所谓的创新活动，有的叫乡村夜话，有的叫干群对话，有的叫民主恳谈。除了浙江省温岭市把这个活动转为“参与式预算管理”，现在仍然在坚持，而且取得一定成绩之外，可以说，其他地方都没有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我认为，这不是说明干群不需要对话——干群需要对话，需要协商——但是问题是，县、乡、村这三级干部，特别是乡、村两级干部，与老百姓是低头不见抬头见，随时可以聊。现在的通讯和交通这么发达，老百姓不要说到乡里，到县城也不难，见县领导也不是很难的。你要解决问题，随时可以进行，为什么要弄这个名头呢？弄这个名头实际就是噱头，实际就是形式主义。这是说县委书记作风虚浮方面，我们可以有很多话说。

另外一方面，县委书记的作风又有“实”的方面，而且“实”的方面，我认为可能更突出。“实”的方面，一个是他们特别辛苦、特别忙碌，白+黑、5+2是他们的常态。还有一点，他们是善于务实。在极左路线那个年代，在我们各级官员中，搞“五风”搞浮夸的和敢于为民请命的这样的两极人物里，县委书记占的比例可能是最高的。我没有做数据统计，我看的是一些资料。

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县委书记有较强的攻坚克难、灵活变通的能力，他们比较善于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践中找出各种解决难题、破茧成蝶的办法，把党和国家的政策、上级的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另外，面对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有时候采取虚与委蛇的办法来应付。有人会说，虚与委蛇这不是虚浮作风吗？这要看具体情况了。因为对于有些官僚主义的、和群众利益不相符合的东西，你顶不了，所以你用虚与委蛇的办法——用华西村吴仁宝的说法，叫作“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有的时候我说，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办法，无可奈何嘛。这样也就一定程度地维护了群众利益、地方利益，使某些官僚主义的危害降到较低的程度。

云南剑川县委书记聂金辉（右一）在当地调研，与群众交流。图自新华社

另外，他们也常常剑走偏锋，用一些不太合规的奇招妙法解决棘手问题、化解矛盾。

中部某省一位县委书记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事：一年春天上级来一个指令，说要在他们县境内一条高速公路两侧100米范围内，建设绿色通道，所占耕地一律退耕还林。政府把这件事端到常委会上了。主管农业的县领导说：公路两旁的耕地多数是稻田和菜田，农民不愿意退耕植树；如果把我们在山区退耕还林的指标按上面要求用到这块来，且不说影响了山区应该进行的退耕还林，就说退耕还林的补偿标准，是比较低的——山区农民能接受，但到了菜田和稻田的农民，肯定是不接受的，而且与征用耕地的补偿相比，差得很多。要完成这个绿色通道的任务，县政府每年要拿出150万左右的补贴，连续十年补给农民。这位县委书记就很为难了，他很清楚：高速公路是国家的建设项目，在设计和建设时期已经留足了绿化带在两旁，根据不同的地貌和公路的弯度栽上不同的树木；现在你再大面积拓宽这个绿化带，是得不偿失的，说的难听一点，那就是形象工程。但是因为那是上级要求，他考虑再三，这么表态说：任务我们坚决完成，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不得强迫农民退耕，第二个前提是不能由县政府出补贴。他这实际上就等于变相拒绝执行上级指令，他也做好了挨批挨整的思想准备。幸运的是，在各方努力下，最后上头拿出一部分资金，提高了农民补偿标准。任务算完成了，实际他就是有限度地抗上、有底线地妥协。这是一个事例。

还有一位县委书记给我讲了他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的一些事。有一个小区，绝大多数住户都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但是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拖拉机修配厂的执照——他是小作坊主，说：我每年都有100多万的利润，你得按照这个给我补偿。县里几次提高补偿标准，进行反复协商，协商不下来。那边已经动迁的住户就在等着准备回迁，工程不动工也不好办。最后县委书记想个招，把税务部门找来，说：你们去查这个作坊三年来缴税情况，就按他那100万利润来算，他如果没缴那些税就是偷税漏税，按偷税漏税来依法制裁他。这个小作坊主一听，就软下来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用这些事例来说一下县委书记“虚”和“实”两方面，我认为都相对突出。

应该看到，无论是“虚”还是“实”，都与县委书记们每个人的品行有关，但是主要还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和客观环境决定的。我们还是用实例来说话。

中部某省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有一年春夏之交，全省遇到了几十年没遇到过的春寒春涝，农时节气比历年推迟了半个月还多，方方面面很着急。因为这是一个农业大省，国家农业部部长就到这个省考察了。省里和市里就提出来一个口号，叫抗灾抢农时。光提口号不行，得落实，所以就成立了由纪检委牵头的、农口参加的督察组到下边去督察，要求地里必须看到干活的农民。农民说：地里还有水，我们下不去地，下去也干不了活，不行。上面来检查，怎么办呢？县乡干部包村，动员农民下地，农民不去的话，花钱，雇农民上地里站那儿，拿着工具，等检查过了之后再撤出。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听说省委书记要来视察，就到一个科技示范村，动员了一部分农民站在水田里插秧。省委书记一看很高兴，告诉随行的记者赶紧拍，回去播。等领导们一走，农民就散去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另外，那种温度情况下，秧苗插到水田里它也不萌动啊。这是一个故事。这个事，你说县乡村的干部有没有能力抵制呢？

中部某省这位朋友又给我讲了第二个故事。一年秋天省电视台曝光，说有两个乡镇的乡镇领导夜间把一些农民的玉米秸给烧掉了，而农民要用玉米秸作饲料养牛，所以农民不满了，就找到电视台曝光了。电视台在曝光中说这个事的同时，也说到了找乡镇干部采访，这两个乡镇的乡镇长都跑了、都躲着，不接受采访。后来，这两个乡镇的上级县委书记和我这个朋友说了实情：乡镇长是不敢接受采访的，因为他们有苦难言。这几年省、市、县三级都在抓秋翻整地，并且层层督察，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作“地不翻脸翻，茬子不倒人倒”。“茬子”一般是指玉米根茬(可以读zha第四声)。从这个口号可以看出，推进力度是多么大。应该说，从农业技术的角度来说，秋翻秋整地对增产是有好处的，确实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但是农民是既算增产账又算效益和投入账；另外，时间上看，从秋翻到来年冬天，有一年半的时间，增产的这个粮食才能卖出去，而市场情况是不能清楚预知的，所以农民还要算资金占用账。因此，农民对秋翻整地就不太积极。另外，还有个情况：按照技术要求，深松整地，三年轮换一次是最经济、最科学的，但是由于上级推动这种秋翻整地，要从高速路两旁检查，因此各县乡公路两旁的地几乎年年去翻，偏远的地方几年多年不见拖拉机影子，所以农民当然就不干了——“我这翻着地，也没有什么效益”。最后怎么办呢？乡政府和村级组织拿钱，雇拖拉机给农民翻，这叫费力不讨好，花钱找挨骂。

这两个故事，不能说代表全部，但是也可以说，县级官员的虚浮方面有其自身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的因素，有时候是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

说县委书记“实”这方面，并不是说他们觉悟有多高。比如说白+黑、5+2，以及说他们善于攻坚克难，主要是因为他们承担着县域治理的无限责任，现在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和考核督察又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作为一个县级领导，即使你不求上进，不要什么先进的名次，你就是穷于应付，那么你也很难清闲。

当然，忙碌之中送往迎来也占很大比重。送往迎来，按照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虚浮工作作风呗，但是在基层有时候“虚”和“实”也不太好区分。因为有的项目就是在饭桌上谈成的，有的资金就是靠热情接待要来的。前些年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一杯酒十万元，或者一杯酒五十万元，这些年可能没有了，但在前些年肯定不是瞎编的。

我这人当了接近九年县委书记，不善于喝酒，也不善于交际，但是我不行县长得行，我的几位县长在这方面就给我补短板了。最明显的，有一次在省城里面，请非常重要部门的人吃饭，最后我们那个县长喝了烈性白酒一斤八两，酒席散后回到宾馆，我看他状态不太好，我不敢睡；在一个房间，一直到午夜后两点钟看他睡着了，我才放心地睡去。

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挺耐人寻味的。这个故事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半月谈》2005年第24期，以“小康县里三级书记的真假话”为题报道，说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他给上级汇报时说招商引资总金额达到2亿多元，财政收入达到1亿元，而实际情况是全县很难招来客商，更难有大的项目建设，全县财政收入才5千多万元。看了这个报道，可以说这个县委书记真能吹牛说假话，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说他敢于向官方媒体吐真情，这个勇气和胆略令人钦佩。比县委书记级别高的官员还真未必能像这个县委书记这样，向官方媒体吐真情，往往是“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这是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