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两大缺陷：第一，主要着眼于“中原”（包括黄河和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区）之历史。一个政权一旦掌握了这些地区，就成为历史的“中心”，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则是无关紧要的“边缘”，那里发生了什么，似乎对中国历史发展并无多大影响。第二，主要着眼于中国本身历史的研究。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入侵，中国史研究也随之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则被漠视。这些陈旧的看法，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偏颇。由于这种偏颇，像“永历西狩”这样的事件，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然而，中国是由多个地区组成的，“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受到同样重视；其次，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把中国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孤立地研究；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在“永历西狩”这个时期，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世界各地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说：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后隐藏着的大历史。“永历西狩”这件事本身，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没有实力的小朝廷，在华南和西南的穷乡僻壤东游西荡十多年，最后在许多人心目中的蛮荒之地的缅甸终结。在那些持有“中原中心”和“中国中心”观的学者眼中，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然而，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这一事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皇帝流亡外国”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也在于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之覆灭和东亚世界整个格局的剧变，因此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永历政权存在的时期，在中国和东亚世界并存着多种政治军事力量。如果把每一种力量当做一根线条，那么可以看到在当时中国以及东亚世界并存着多股粗大的线条。清朝方面，有入关的八旗（代表人物如豪格、多铎、孔有德等）、降清的明朝残余势力（如吴三桂等）和大顺军余部（如李成栋等）等；南明方面，有弘光、鲁王、隆武政权的残余势力（如瞿式耜、何腾蛟、张煌言、马吉翔等）、地方势力（如沐天波等）、郑氏集团、叛清拥明势力（如李成栋父子等）、由反明转为拥明的大西军余部（如孙可望、李定国等），等等。此外，还有西南地区的反明势力（如沙定洲等）、反复无常的西南土司势力。中国之外的众多力量也出现于这个场景。除了本文上面谈到的中南半岛三强——安南、暹罗和缅甸外，日本、葡萄牙等，都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南明政权建立后，多次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著名学者朱舜水从弘光元年（1645年）起，曾多次到日本、安南、交趾（两国即今越南）、暹罗等国活动，前后十五年，历尽艰辛，终未成功，最后于永历13年（1659年）第7次到日本乞师未成后，决心不再回国，而定居日本水户。始终抗清的郑氏家族与日本有密切的往来，曾多次派人到日本“乞师”，还在日本寄存了巨量的贸易盈余，作为抗清的军饷。垄断郑氏与日本贸易的郑泰一人寄存在长崎的白银就有71万两之多。

朱舜水

永历政权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更深。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偕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往澳门求援，葡澳当局对南明政权的请求十分重视，很快便征募得士兵300名，大炮数门，火枪一批，派尼古拉·费雷拉（Nicolas Fereira）为统帅，以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é-Xavier Koffler）为随军司铎。行至中途，得到隆武政权灭亡的消息。随后永历朝廷于1646年12月24日在广东肇庆建立，庞天寿于是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政权。这批澳门援军于永历元年（1647年）初抵达桂林，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起了一定作用?。永历二年（1648年），在永历帝倚重的大宦官庞天寿和传教士的劝说下，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进行过洗礼，同时宫中受洗的还有嫔妃、大员以及太监多人。1648年10月，永历帝再次派人赴澳门求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仅以火枪百枝相助。于是王太后决定派使臣陈安德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直接赴罗马向教皇求援。

这些都表明：诸多国外力量也介入中国当时的变局，形成了多条国外力量的线条。

上述国内外诸多线条中，有许多线条彼此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都交织到了“永历西狩”这个事件上，因此“永历西狩”由此也成为这些线条相互纠结的节点。各种力量通过这个节点，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大洗牌。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上述各种力量都代表着某种文化。例如南明所代表的是明代中国内地形成的“传统”的儒家精英文化，清朝代表的是加入了满族元素的“新”的儒家精英文化，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代表的是中国北方农民的草根文化，华南和西南各土司代表的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安南和日本代表的是本土化的儒家文化，缅甸、暹罗以及老挝、掸邦代表的是南传佛教文化，而葡萄牙代表的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文化。这些内容和形式都各有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彼此冲突，另一方面又相互融合，深刻地表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文化的大变动。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说过：“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则说：“今天的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事实确实如此。只要眼光改变了，同样的史料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因此，通过新的眼光，使得我们能够从“永历西狩”这个“小问题”看到“东亚历史大变局”这段“大历史”。

【本文刊于《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1-00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