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南明永历朝廷，从建立伊始就处于不断的播迁之中，从广东转移到广西、贵州、云南，最后流亡到缅甸。这一皇帝流亡国外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永历朝廷为何要选择这样的西迁流亡路线？只有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得出合理的答案。用新的眼光来看问题，从“小问题”可以看到“大历史”。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祯年间受封为永明王，1646年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戴为监国，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年号永历。他在位15年，辗转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地，最后逃入缅甸，为吴三桂索回，绞杀于昆明。在中国古代，皇帝流亡被称为“巡狩”，因此永历帝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也就是“永历西狩”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巡狩”之事屡见不鲜。不过像永历帝这样，从广东一路“西狩”到了国外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无仅有。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西狩”：永历朝廷的唯一选择吗？

因为无法抵御清军，永历朝廷只能不断播迁。但是除了“西狩”之外，永历朝廷还有其他的选项。

首先，永历朝廷可以东迁，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

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经营，到了永历时期，郑氏集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明亡之后成为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率17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洋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次年郑成功再次率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后因郑成功轻敌，遭到清军突袭，大败后撤，试图攻取崇明作为再次进入长江的阵地，但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随后收复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郑氏集团在明亡后能够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可见其实力之强。

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支持永历朝廷。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郑成功宣布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随即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其子孙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郑氏集团在控制地区铸造和使用“永历通宝”，表示对永历朝廷的承认。

对于永历朝廷来说，东迁台海不仅路途近，而且比较安全。永历初期，广东在李成栋的控制之下。李成栋本是李自成部下，降清之后，官至广东提督。他后来反清，归顺永历帝政权，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11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托庇于李成栋的武力保护。如果李成栋无法抵御清军，那么由广东东渡到台湾也很方便。1651年（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清军大举南下，形势紧急。永历帝召群臣商议，即有人主张到李成栋义子李元胤那里去，李元胤也上书奏请出海。此外也有人主张渡海依靠郑成功，或者主张进入安南避难。

因此，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到台海，投靠郑氏集团，在郑氏集团的武力庇护之下生存，应当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次，永历朝廷也可以南迁，从广西流亡到安南或者暹罗。

安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永历朝廷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前来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永历帝遣翰林潘琦与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朝的太上皇为安南国王。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镇南关，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今河内），行颁封礼。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广州，永历帝自肇庆逃至南宁。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永历帝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令其资矢、象、粮、铳，以助恢剿。该年十月，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宁，就有大臣议去安南。随着清朝控制中国大局已定，安南各政权态度逐步转变。但安南高平一带的莫氏政权仍与南明保持密切关系。永历十二年南明光泽王朱俨铁、总兵杨祥等逃入高平地界，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同时南明德阳王朱至睿与太监黄应麟等也居于高平，并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兵逼近昆明，孙可望拟派人把永历朝廷迁移到云南广南府。但因清兵逼近广南府，路不靖，遂断此议。永历帝出逃后，李定国南退撤至中、老、越边境，后盘桓于安南境界。如果永历朝廷要去安南，可以依仗李定国的帮助。由此可见，安南确实是选项之一。

暹罗与明朝关系一直很友好。据中国史籍记载，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的253年间，暹罗遣使来华访问达105次之多，居亚洲国家的首位。明朝遣使访问暹罗也达19次之多。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即1643年，崇祯十六年），暹罗还遣使入贡②。永历十三年（1559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帝出逃。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罗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联络永历朝廷的主要支持者李定国，请他移军景线暂时休整，然后暹罗提供象、马，帮助他对抗清军，收复云南。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勘合，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并且告知李定国：“前者八十二人驾随，流落在我国，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李定国对暹罗非常感激，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因此，在此之前永历朝廷如果想要流亡暹罗，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永历朝廷的流亡的方向，有向东、向南和向西的诸多选项。在这些选项中，西迁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

西迁的第一步是到云南地区，再进一步到缅甸。那么，明代云南地区与缅甸的情况如何？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云南地区与缅甸，是否比流亡到台海、安南、暹罗更安全、更保险呢？

明代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嘉靖时人桂粤、陈全之和万历时人王士性都说云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时恬则蜂屯蚁聚，有事则兽骇禽奔。葢人自为险。势难统一者也”；“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孙承泽仍然说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及其家属，即如王士性所言：“诸省惟云南诸夷杂聚之地，布列州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

占云南人口大多数的各少数民族，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很复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依靠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了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来年二月，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将楚雄城层层包围，围困八十余天，城中弹尽粮绝，几乎失陷。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李定国率兵进攻沙定洲，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余部。不仅如此，永历朝廷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余部。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永历帝来说也有深仇大恨。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桂王朱常灜携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仓皇逃出。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楥继位桂王，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只剩下朱由榔，承继桂王之位。因此，可谓是既有国仇，又有家仇。

因此，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来说，投靠有血海深仇的大西军余部，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把永历帝安置到贵州安隆所。永历帝为摆脱控制，和吴贞毓等十八位朝臣密谋，企图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密谋被发现，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为将来篡位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在宿敌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台海地区，在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中国云南毗邻缅甸，如果永历朝廷最后走投无路，可以继续向西，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差。永历朝廷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规模、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出动的军队每次都达三十万人（或者号称三十万人）。从兵力投入来说，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因此可以说，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差的国家。

那么，永历朝廷为何还要向西流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