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曾有一个主要是通过传教士把中国的工艺技术知识介绍到欧洲的浪潮。在这些知识中，纺织技术占有重要的地位。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纺织技术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调查，绘制了大量织机图，寄回法国（现仍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这些纺织机具图种类繁多，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织机图谱。此外，还介绍了从经纬线的准备，到拔更、放更、扳更、穿箱、续更、刮绸，直至成衣的各个工序的生产操作情况。有关技术资料的来源，除了实际调查之外，传教士们也广泛地利用了中国已刊出的科技著作。

在其中，明末身居相位的基督徒徐光启的科技著作（特别是《农政全书》），更是他们注意的对象。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详细谈到了养蚕与丝织业技术。从此书刊载的养蚕、缫丝和织机插图看，显然采用了《农政全书》卷31-34蚕桑及卷35-36“蚕桑广类”的内容。元代水转大纺车的有关图文，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农政全书》中。

因此水转大纺车在18世纪中叶以前，已通过传教士介绍到西欧，应是无可置疑的。不仅如此，即使我们目前还未有确切的证据证实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与元代水转大纺车之间具有直接承继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李约瑟等人的研究中，看到中国关于水力机械和纺纱机械的知识，确实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纺织机器的改进（包括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些技术知识介绍到欧洲后，对于纺织工具改良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即使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并未直接摹仿水转大纺车，它也会从对上述介绍中受惠非浅。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以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为代表的中国纺织机械技术知识之西传，对于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为代表的欧洲近代机器的产生，确实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出现代表了近代大工业时代的开端。而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后来却未能起到重要作用，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伊懋可评论水转大纺车时说：“虽然这种机器还不是非常有效，但如沿其所代表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中古时代的中国很可能会比西方早四百多年就出现一场纺织品生产上的真正的工业革命”。然而，这场看上似乎有可能会发生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连水力纺纱机本身，也像一现的昙花，失去了踪影。又要再等待四个世纪之久，它才又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于英国，并引起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

然而，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也不必为水力纺纱机在中国的坎坷命运而感到过分惋惜。在人类历史上，一种伟大的发明出现于某一个地方，但是经过漫长时间后，在另一个地方才得到广泛运用，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是十分正常的。

从技术上来说，开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技术成果绝非英国自身的发明，而是此前欧亚许多地区技术成就的汇集。从构成英国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技术基础的各关键技术的来源来看，不仅欧洲大陆，而且就是像中国这样遥远的国家，从技术上都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中国水力纺织机器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与方式，辗转传到英国，促进了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为代表的纺纱机的变革，从而对工业革命的出现与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来看，水力纺纱机不论在中国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但是最后它仍然对人类命运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其发明确实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由此而言，不管后来的成败利钝如何，作为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出现的水力纺纱机，元代的水转大纺车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发明出这种水转大纺车的元代中国无名工匠，也完全有资格与阿克莱、哈格里夫斯和克隆普顿等人一样名垂青史，受到世人永远的敬仰。

原题《“楚才晋用”？——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与18世纪中期英国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改写之后，收于李埏、李伯重、李伯杰著：《走出书斋的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观察者网经微信公众号“CNU古代经济史”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