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对粪肥制作技术的多样化探索

人粪收集起来后，还需要加工，否则会影响肥力，正如农史学家陈恒力所言：

“比如同是一堆猪粪，管理得法，其效力就大，不得法，其效力就小，甚至全无”。”（《补农书研究》）

不仅如此，人粪直接施用还会伤害庄稼。陈旉已指出这样会“瓮腐芽蘗”。元代王祯也说：

“若骤用生粪及布粪太多，粪力峻热，即杀伤物。”（王祯《农书》）

清代奚诚则说：

“人粪虽肥而性热，多用害稼，暴粪尤酷。”（《田井心农话》）

只有腐熟后施用，才能避免峻热伤苗之弊。

在宋代江南，人粪大多是直接施用。但是到了元代，农民已普遍使用腐熟的方法，“于田头置砖槛，窖熟而后用之”。但是这种自然腐熟法费时颇多，通常是“水粪〔即新粪〕积过半年以上”，方成可以使用的“熟粪”。

为了加快腐熟，而且避免暴露田间丧失养分，明代江南开始使用“蒸粪法”。此法据是在冬天地气回暖时挖深潭聚粪，封闭沤熟；或在空地建茅房，凡粪尿、灰土、垃圾、糠粃、藳秆、落叶皆可堆积其中，以土覆盖，关闭门户，使之在屋内发热腐熟。所得熟粪，又称“蒸粪”。

明末江南农民还通用一种人粪加工法，即“于白露前，日中锄连泥草根，晒干成堆，用穰草起火，将草根煨过。约用浓粪挠和，加河泥，复堆起，顶上作窝，如井口。秋冬间，将浓粪再灌三次”，所得的“粪灰泥”，用作油菜基肥。

到了清代中叶，苏州人潘曾沂和奚诚又分别创造出“煨粪法”和“窖粪法”，以加速人粪腐熟并增加养分。前者是“先用浓粪拌泥，筑一土堆，空了这当中，放柴草在内烬烧，烧得四周都有热气，便住”。经过这种“拌泥烧用，以解热毒”，即可施用。后者则是“于秋冬农隙时，深掘大坑，投入树叶、乱草、糠秕等物，用火煨过，乘热倒下粪秽、垃圾，以河泥封面，谓之窖粪。来春用此垫底下种，则（棉）花、（水）稻之精神，都在蕊穗之上”。奚诚还提出另一种方法，即“如窖粪不及备而用热粪者，其法将柴草、砻糠作堆，用火煨过半，以稠粪拌泥覆之，令其中外蒸透，以解郁毒而滋生发也”。

此外，据斯丹东目击：

在浙江舟山一带，“他们所施的肥料不是兽粪，而是一种更难闻的东西。英国田地里不大使用这种东西。这种肥料是用一个大缸埋在地下盛着的，里面还盛着性质相同的液体肥料。在播种之前先将这种肥料加在土地里，据说可以帮助生长，也可以防止虫害”。在浙江另外地方，农民购买了粪块之后，“不成块使用它。他们首先造一个大池子存放这种粪块以及其他各种粪便。他们还积存各种植物的残根、残梗和叶子，运河上的泥土，甚者理发匠修剪下来的须发等等废物，加上尿便或者清水使之冲淡，然后积存起来使它腐烂发酵。他们就用它作为肥料进行耕种”。前一种方法，就是传统的沤粪法，而后一种方法，则显然就是上面所说的“蒸粪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首先有这种想法的人是袁黄，他设计了一种“煮粪法”，即把粪便放入大锅，加进人发或动物骨头，一起煮熟。然后取一些田土晒极干，加鹅黄草、黄蒿、苍耳子所烧成之灰，拌合煮熟之粪，晒极干，又洒熟粪水再晒干，即得高效肥料。袁氏自称“亲曾试验，凡依法布种，则一亩可收三十石；只用熟粪而不用草灰，可收二十余石；凡不煮粪、不用草灰，其收皆如常，不能加多”。

徐光启也说使用这种肥料“依法播种，则一亩可收三十石”，“树虽将枯，灌之立活”。这些说法当然不免夸大，但袁氏希图用加料煮熟的方法提取并补充养分的想法，却值得注意。

在此基础上，徐氏又提出了一种更富于想象力的设想，即用“烧酒法”（蒸馏法）来提取人粪中养分。运用这种方法所得的蒸馏物，肥力“百倍金汁”（“金汁”指蒸煮熟的粪）。

他还提出另一法，即“锅煮法”：用三四个缸砌成连灶，缸内放入“真粪”，盖好，烧数沸，并不时搅拌，所得物肥效也很高。徐氏另外还在前人“粪丹”法基础上，设计了一种高效混合肥料，即用人粪、畜粪、禽粪、麻渣、豆饼、黑豆、动物尸体及内脏、毛血等，再加入药物如黑石凡、砒信、硫磺等，一同混合，收入土坑或大缸里密封，腐熟后取出晾干、敲碎施用，“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当然情况是否如此尚待研究，但这种“粪丹”内含多种成分，肯定会有显著肥效和杀虫作用。

这些构想虽未为生产实践所采纳，但作为当时人们努力探求肥料制作新技术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

粪土、漕粮与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

正是江南农民在人粪和其他肥料的收集和加工、使用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江南成为富甲天下的锦绣河山，当然也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地。

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说：

“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明世宗实录》）

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则说：

“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请减浮粮疏》）

他们所言，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确凿不移的事实。通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1/5以上。其中江南的苏、松、常、嘉、湖五府特别要运送174000余石号称“天庭玉粒”的白粮。

还要指出的是，漕粮运到北京，耗米、过江费、承运费以及征收运输途中的抑勒等各种附加费，往往数倍于正粮，“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苏州府额粮270万余石，“加征至八百万石”。江南其他地方情况也大体如是，故正德时松江人顾清感慨地说：

“是正税一石，而征八石有奇，从古及今，未闻有此制也。”（《与翁太守论加税书》）

马克思说：

“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早在唐代中后期，王朝存亡就已命系来自江南的税粮了。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禁军因缺粮，在大街上脱下头巾大呼：“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惶恐万状。在这危机时刻，丞相李泌上奏说，治理江南的浙西节度使韩滉运米三万斛到了离长安已不远的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德宗大喜，当即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命人于坊市取酒庆祝，并将此消息通知禁军各部，士兵都欢呼万岁。自此以后，巨额的江南税粮成为了历代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

税粮漕运关乎王朝生存基础

在江南，稻米是用人粪滋育出来的。而正是这些人粪滋育出来的粮食，养活了端居禁中的至尊天子和住在京城的天潢贵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养活了拱卫京师和捍卫边疆的百万貔貅之士。

而正是这些依靠江南粮食活命的人中，有少数雄心与才具兼具者，扮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动人心弦的历史剧，而其中一些人更风云际会，“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实现了“万里觅封侯”的追求。

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而没有漕粮，也就没有这些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当然也不会有由这些历史剧而涌现出的万户侯了。从此意义上而言，粪土确实重于万户侯。至于那些仅只依靠祖宗荫庇或者行贿跑官而得到的万户侯，本来就一钱不值。

从在历史上的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地位而言，这些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的万户侯，与构成支撑帝国大厦的基础的粪土相比，更是天差地别。在此意义上而言，将他们等同于粪土，还是大大抬举了他们。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