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土在古代经济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1925年秋，湘江桔子洲头，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追忆起多年前学生时代的生活，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粪土至贱，万户侯至贵。视为万户侯为粪土，显示了这位农家出身的布衣青年睥睨权贵的傲气。但是，倘若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粪土确实比万户侯更为重要，因此可以说是粪土重于万户侯。

清初酌元亭主人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以厕所为题材的作品。通过这篇作品，我们可对粪土（主要是人粪）在经济史上的重要性，获得生动而直观的了解。兹不避烦碎，将有关内容摘引如下：

清初的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位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穹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些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

村中有一穆太公，颇有经济头脑，“想出一个较策来，道：‘我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出个制度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随即去叫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又分外盖起一间屋，掘一个坑，专放妇人进去随喜”。盖好后，穆太公“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又请镇上塾师，为粪屋命名“齿爵堂”。装修毕，“恐众人不晓得”，央塾师书写海报百十张，大书“穆家喷香粪坑，奉迎远近君子下愿，本宅愿贴草纸”，四处粘贴。

消息传出，“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见有现成草纸，怎不动火？又且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莫讲别的，只那三间粪屋，粉得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于是“老老幼幼，尽来鉴赏新坑”。穆太公“每日五更起床，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到夜里便将粪屋锁上，恐怕人家偷粪换钱”。因有粪，“一时种田的庄户，都来他家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太公以买粪坑之后，倒成个富足人家”，号“新坑穆家”。后来村中有人与穆家作对，另建一坑“抢生意”，于是酿成人命案。

清代江南人民对人粪收集的重视，也给乾隆末年来华的外国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

“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在中国农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残废的人都有用处，他们干不了别的劳动，但他们能积肥弄肥”；

“除了家禽粪而外，中国人最重视人的尿粪……中国人耙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搀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同时，农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边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大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在缸里面随时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层，借以阻止蒸发消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段外国观察者的目击记录，证实酌元亭主人小说中所说并非子虚乌有。

明清以来的人粪收集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从上述故事和记录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至卑至贱的人粪受到高度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土地连续耕种将会导致肥力减退，古人早已从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点。

宋末农书《种艺必用》说：“地久耕则耗。”

陈旉《农书》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肥力减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

清初人梁清远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昔日人有记：嘉靖时，垦田一亩，收谷一石。万历间不能五斗。粪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当昔之半。……乃今十年来，去万历时又不同矣，亩收二三耳，始信昔人言之果然也。”（《雕丘杂录》）

嘉庆时，松江人钦善听到“八十以上老农之言曰：‘往昔胠苗，亩三石粟；近日胠苗，亩三斗谷。泽革内犹是，昔厚今薄，地气使然’”（《松问》）。

要制止土地肥力下降，就必须施肥，以保持和增进土地肥力。因此清初学者张履祥说：“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补农书》）

虽然今天人人都知道施肥的重要性，但是在江南，直到南宋，农田施肥的情况才开始比较清楚。陈旉从《农书》和楼璹《耕织图诗》，我们得知南宋江南已使用人粪作为肥料。到了明清，随着对肥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人粪也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人粪的收集与加工，也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江南农村，早在宋代就已有收集人粪的记载。《陈旉农书》已说到建造粪屋、粪池收集人粪尿。王祯、袁黄也说元、明两代的江南农家“各家皆置坑厕，滥则出而窖之，家中不能立窖者，田首亦可置窖，拾乱砖砌之，藏粪于中”。但事实上，一直至明代后期，江南许多地方对人粪的收集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到了清初，人粪的收集才受到高度重视，以致出现了穆太公一类的有心人不惜斥重金在农村兴建公厕以收集人粪。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收粪积肥

城镇人粪的收集又另是一回事。城镇人口密集，而人多则粪多，粪多则肥多，肥多则田沃，田沃则谷多。故徐光启说：

“田附廓多肥饶，以粪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处亦然。”（《农政全书》）

但是城镇肥源分散，且距离稻田较远，因此要把城镇人粪肥送到田间，还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保存，二是运送下乡。

早在南宋时，杭州就已有专人收集和运送城市人粪。吴自牧说：

杭州“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己”。吴氏还说：“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梦梁录》）

到了明清，城镇人粪肥的收集、运输工作有很大改进。在收集方面，不仅有“挑粪担的，每日替人家妇女倒马桶，再不有半点憎嫌，只恨那马桶里少货”，而且城中“道旁都有粪坑”（即公共厕所）。这种粪窖往往租给乡下富农，被后者视为“根本之事”。而租厕所也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故现存徽州文书中，就有厕所租约，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徽州万富租厕所1个，每年交租钱140文。

此外，清代中叶苏州还备有专船，“挨河收粪”，效果很好，因此包世臣建议南京亦仿效之，将所收之粪卖与农民。在运输方面，有专业的粪船（粪舡）运粪下乡，“粪舡上的人，饮食坐卧，朝夕不离，还唱山歌儿作乐”。这种专业粪船在运载粪肥时有一定之规，以免装载过坝遭受损失。明清江南城镇分布广，水路运输方便，因此徐光启说江南“凡通水处多肥饶，以粪壅便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