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镇钟村村民曾经在清明时，因祖坟纠纷将对方的祖坟挖了，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钟家人将对方五个人的腿脚打断。由于此事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司法力量及时介入，将村长等三人抓走，三人均被判刑，且赔付对方20多万的医疗费。钟村人打一次架，赔了夫人又折兵，其他村民也吸取教训，自此之后，当地人再也不敢打架了。

与清远类似的是，赣南宁都的一些村庄，之前也经常会出现暴力事件，但严惩几次之后，本宗族的人跟外人打架，村民们都不敢轻易帮忙，因为担心打架被抓，还怕打伤了出医药费。群体性事件也大幅减少。国家形成暴力的垄断，严惩非法暴力，具有重要的秩序维持意义。如果政府在出现暴力事件之后，姑息纵容，放任自流，非法暴力就会在温床中迅速扩散。相反，政府若能及时介入，严惩不贷，非法暴力就会丧失存在的空间。

国家引导宗族，则需要依靠适当的资源注入，用于吸纳宗族，引导宗族形成对国家的依赖。尽管宗族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但其自治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如在村庄建设上，依靠村庄自身力量，只能完成基础性的村庄建设和维护工作，却无法自主供给大型的公共品。

清远在进行农综改之后，首先通过村民自治下沉，在各个自然村建立了村民理事会，重新唤醒和巩固自然村内部的自治主力。村民理事会的职能丰富，包括调解纠纷、主持红白喜事，建设和维护祠堂、修建与维护村庄生产生活设施，以及完成一些政府布置的相关任务等。理事会成员一律没有任何补贴与待遇，都是义务性的，他们愿意参加理事会，主要在于村民信任，而自己也想搞好自己的村庄，出于一份责任而担任。村民理事会享有来自国家和村民的双重认同，因此办事能力极强。由于村民理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领导（但不完全由政府控制，若完全由政府控制，村民们可能就不服从这支领导队伍了），政府可以通过理事会成员及时了解村庄状况，有利于预防大型破坏性事件的发生。

其次依靠涉农资金整合，搭建公共服务下沉的平台，为村庄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资金。九龙农村打工经济发展较晚，家庭人口多，家庭的积蓄能力差，在涉及到村庄大型建设时，村民们只能出力和出少量资金，要筹集大量资金则是有心无力。政府将涉农资金整合起来后，仍然发放到村里，但不是直接发放到村民手上，而是发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集体，由村集体用于村庄内部的公共服务建设，比如硬化道路、修建水渠、新建广场等。

若村集体在村庄建设上资金不够，政府则根据各村的治理表现提供不同等级的项目资金补助额度，治理表现包括村庄建设和村庄秩序（当然也包括与政府的关系是否和谐）。政府的补助对于村庄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使得各村形成良性竞争态势，每条村子都希望自己村能够获得政府支持以发展得更好。因此，他们会积极地筹工筹劳，向政府表现出建设的决心，当获得政府认可后，只将政府的资金补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这种做法既防止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降低政府治理与建设的成本，又能够保持宗族力量的积极一面。

清远农村新气象

清远政府的积极介入和适度引导，使得村民的幸福感迅速提升，同时也增加了对政府的信任。当村民遇到自己或村集体无法解决的事项时，他们会去寻求政府帮助，而不是通过极端方式解决。其实，政府并未增加支出，而是将以前直接发给农民的钱整合起来发挥最大效益，相比于直接发给农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增。

回过头来，再反思博白事件，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与宗族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政府未能遏制住宗族的破坏性力量，也未能发挥宗族的积极作用，以至于当地的村庄建设和社会秩序都显得力不从心，出现村主任被刺杀的事件也可以理解了。

在现代社会，随着国家和市场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宗族内部开始分化，宗族力量逐渐瓦解。但至今未彻底瓦解，宗族还能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也会时不时出现破坏性行为。地方政府在进行宗族地区的治理时，一是要发挥国家的权威性，实现暴力的垄断，对于非法行为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二是要发挥宗族村庄中积极分子的积极带动作用，引导他们开展村庄建设，维持村庄秩序，配合政府工作；三是政府要及时回应村民的合理需求，解决村民的燃眉之急，建立与各宗族的信任关系。如此，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则能由对立转为和谐，宗族性地区的社会秩序才会更加稳定。

希望未来博白的政府与公众，能够一起摘掉不堪的标签，共同创造美好的地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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