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村民自治就是发源于位于广西宜州的宗族村落——合寨村果地屯村（果地屯为自然村）。一些地区也会成立理事会，同样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配合村长（也称理事长，但村民们习惯称村长）共同管理自然村内的大小事，包括红白喜事、纠纷调解、补路铺桥、疏通水利等。

在正常情况下，宗族强大的自治能力，能够解决大量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为政府省了不少事，国家不用过多介入，村庄内生力量就可以自我解决。自农业税取消以后，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很难完成集体建设，连基本的水利设施维护都无法做到，但在许多宗族性村庄，不仅可以通过筹资筹劳的方式，自主保障水渠畅通，而且还能修路修桥，什么纠纷调解之类的事情更是不在话下。

村民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有效的自治，源于两大基础。一是文化基础，同宗同源的文化认同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同一条自然村的兄弟，在对外利益上高度一致，对村庄内的文化规则高度认同与遵守，因此，村民们服从经验，服从权威，在血缘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以权威为核心的行动能力极强的共同体。

二是物质基础，村民们一致认同现在所拥有的土地是公太留下来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村民们不仅拥有共同的文化，还拥有共同的财产，对于财产的维护与利用，是全村村民的应尽义务，利益共享强化了村庄的内聚力。文化与利益塑造了村民对于村庄的强大认同，村庄整体的利益保护与长远发展成为村民行动的首要逻辑。由这两大基础所构筑的村庄共同体，共同形塑了村民自治的基础。

广西博白阮氏一族举办隆重的重阳祭祖活动

由于同一宗族存在着强烈的内部认同，内部自治问题不难。问题在于，当自我认同强烈的内群体与外群体发生碰撞时，事情就麻烦了。宗族地区经常发生两种难以化解的冲突，一种是两个宗族之间的纠纷，尤以因山林、坟地而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居多，另一种是宗族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因政府执行国家政策引发的底层抵抗，既包括集体抵抗，也包括个体抵抗。典型事例如博白计生事件、乌坎土地补偿事件、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等。

由于宗族力量太过强大，宗族性地区的地方政府有时自身都难保，对于地区治理基本放弃治疗，比如，现在博白的一些乡镇，街头混乱，偷盗事件频发，交通路线由灰色势力掌握，乱收费现象严重，政府基本无力管理。

可以看到，宗族力量表现出一体两面的特性：对内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自治作用，对外却时常爆发破坏性的力量。宗族的两面性都使得国家力量难以介入。那么，国家是否缺乏宗族地区治理的抓手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广东清远的乡村治理，寻找到宗族地区良善治理的破解之道。

三

事实上，宗族的发育与成长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完成的。当封闭的社会一旦开放，宗族团结的基础就会受到冲击。尽管华南地区的宗族比其他地区的宗族表现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但在市场逐步开放、社会流动加速的情况下，宗族力量也开始瓦解。只是，由于宗族还未彻底瓦解，社会规则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宗族社会的治理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比如，在发生矛盾纠纷时，以前可以通过村内力量进行协商解决，但现在村庄内部力量瓦解，而国家力量又还未进去，所以就容易产生极端的伤害事件。其他宗族弱化的地区，矛盾纠纷出现后则可以迅速通过规则化的国家力量解决。不过，过渡阶段的宗族地区并非无药可治。

广东清远的九龙镇，从90年代开始，逐步有一些村民外出打工，在2006年左右形成外出务工的高潮。而当时，当地的基层治理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庄活力大大降低，在村村民维护村庄的积极性弱化，村庄变得脏乱差，垃圾横飞，无人清理，村民聚众赌博喝酒打架的事情频出，出现矛盾纠纷后也无人调解。村庄的涣散导致上访频繁，部分上访是因为纠纷无法调解，部分则是出于对村镇干部的不满。九龙镇混乱了多年，但自从2013年之后，该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3年，清远成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展以“三个重心下沉”和“三个整合”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三个中心下沉“为党组织建设下沉、村民自治下沉和村庄公共服务下沉。“三个整合”为土地整合、涉农资金整合和涉农服务平台整合。在农综改的大力推进下，九龙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村庄环境方面，各村在政府投入少量资金的情况下，基本依靠村民自身的力量完成了村庄的基础建设，改变了以前脏乱差的村庄环境。在村庄治理上，村民自治继续发挥作用，村内的矛盾纠纷依靠理事会解决，村际矛盾政府介入有效，宗族对于政府的挑衅行为大大减少。基层政府基本上理顺了与宗族的关系，掌握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钥匙。

清远地区治理宗族村庄的奥秘有至少两点：一是树立国家权威；二是通过农综改的契机，以友好的姿态渗入到宗族中去，引导宗族发挥积极作用。国家树立权威的最佳契机，是在村民扰乱社会秩序之时，通过严打的方式对破坏行为严惩不贷。这一招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