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书中一些想法有共鸣，我不是理论家，但是我对于文化大革命思想，还有当时60年代经济方面的思潮有了解，我说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浪漫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出发点是好的。我的话当时受到了两面夹攻，一部分人说我贬低了毛泽东同志，一部分人说我抬高了理想主义。鄢一龙书中对毛主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认为原因是毛泽东同志的信念体系与“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结合，这至少提供了一种理解，我个人赞同这种看法。

对于一些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社会矛盾的演变，形成了“总体阶级”这样的概念，我还在消化，我觉得这是想把为人民这个根本问题从党的政策方针角度找到一个表述方式来分析，这也是一个创新。特别是紧密结合中国的现代实际，不是自说自话，那么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怎么结合，提出了“新鸟笼经济”，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亮点，这个提法能不能够在政策层面被接受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思想层面是站得住脚的。

我认为这真正总结了我们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特别认真的把它向前推进，向有关方面推荐。我听说一龙同志参加了一个陈元同志主持的内部小型的研讨会，我相信对决策层的触动肯定是有的。因为，如果不能形成我们共产党驾驭资本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就会从马上摔下来，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本就动摇了，但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我很期盼在总结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和改革开放长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能够把这个问题往前加以推进，这是我的一些感受。

鄢一龙资料图（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也想提出两点可以推敲的地方。

一个就是本书表述方面的特点，鄢一龙同志的思辨能力很强，对于思辨的偏好也很强，在研究中国道路本身的时候，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有可能造成焦点的分散，将来在表达方式上是不是可以适当调整，以能表达得更清晰。

另外一个是关于三十年的划分现在有很多。我刚刚看到了微信上说有一个军人，提出了三个大时代，战争与革命大时代、建设与发展大时代，还有一个叫改革与创新大时代。四个三十年的说法潘维老师也说过，我记得我在中信基金会活动的时候提到，从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角度来说，我还倾向于用一个比较准确的方法来划分这四个三十年。另外我和潘维同志探讨，他说用三十年这个说法比较容易传播，容易和大众沟通，但是因为是以论带史，还是应该论从史出，还得符合历史的现实逻辑。

今年3月刚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中有一篇对我的访谈，我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这是很传统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文化大革命27年，后来第三个三十年的起点从1977年一路写到了2011年。所以我的看法是要按照实际的发展进程，我们党的十八大开始是第四个时期。

我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我们新的历史时期，这个说法能不能站得住脚我没有展开论证，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看到习近平同志提出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有新的历史特点都需要新的认识和对策，我觉得把中央很多的战略做出很好的阐释是非常好的尝试，而不是脱离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自己另设方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现在这第四个三十年说的是从2008年算起新的三十年，我觉得还需要论证。因为历史的进展和我们的主观活动是紧密结合的，我相信人们都承认十八大的历史意义，比如说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变质问题，十八大应该说把我们党从悬崖边上挽救回来。这一历史转折不仅是思想的逻辑、认识的逻辑，更是现实的逻辑、历史的逻辑。故而为了传播，我倾向于将以上的四个历史时期划分，以约三十年的缘由，分别称为四个三十年，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约三十年称为第一个三十年，依此类推即可，这样不易引起歧见。

《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鄢一龙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