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问答环节：

CCG理事长王辉耀： 我知道您比法国总统访问中国的航班早一天抵京，这次随马克龙总统一同来华的还有很多欧洲的企业家代表随同访问。您如何评价这次法国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访华，以及经贸联系所发挥的作用？另外，您刚从机场过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到中国所听所见的感受？

贾斯汀·瓦伊斯： 这是在疫情结束之后马克龙总统第一次大型访问。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直接接触、直接对话，对法国，特别是中国，真的很重要。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知道CCG一直在积极寻求开拓交流。但是为了更加有效的沟通，解决我前面提到的驯服竞争，确保人们之间能够充分理解，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很有必要。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为了双方的繁荣等等，也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且从规模来看，商务联系可能是人与人交流的第一动机。

因此，我认为应该鼓励这种经贸来往，我们应该努力双方建立尽可能多可预测的规则，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觉，认为现在的规则已经足够了，还不够。所以需要通过最高级别的政治讨论，以确保我们的合作。

我们有许多国与国大规模贸易的例子，即使在彼此发生战争期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和英国、德国和法国之间还在做贸易。贸易本身并不产生和平，但它有助于缓解冲突。因此，我认为经济贸易联系应该继续，并使之成为一个可预测和更有益的工具。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是在1990年代末。作为一个背包客，我坐火车和公共汽车在中国旅行。我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经验，我建议喜欢背包旅行的可以尝试。

这次到中国，我刚刚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也许CCG可以做些什么。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支付形式都是通过智能手机，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过去只使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会非常困难。我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这可能会限制外国人或年轻学生访问中国。

第三点，我真的相信中美之间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是不可靠的，中美欧之间的三角讨论真的很重要。

我很了解美国。我是专注于中美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华盛顿有一种强烈的反华情绪，而且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能够达成一致的少数事情之一。所以他们非常感谢中国，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两党能达成一丝共识。

这是个笑话，但其实不好笑。我们应该非常小心，最近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我们应该保持面对面对话的机制畅通。我认为通过与中美之间进行坦诚的对话，欧洲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最后一点，直面分歧是很重要的，这也是竞争中合作的一种方式。我希望这次访问，我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能取得进展，这是外交议程的首要事情。我认为他们需要有趋同，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可以达到更高水平的趋同。

CCG研究员明竺（Zoon Ahmed Khan）：很高兴看到世界各地的学者、专业人士回到中国，这些面对面的互动非常重要的。我首先要对您提到的在线支付系统做一个简单的评论。我最近发现，您可以从有微信支付账号的人那里获得一张亲属卡，这样支付就很容易了。

我的问题是关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您提到巴黎合作论坛的组织机构50%左右来自全球南方。现在在全球南部有很多关于规则与法律秩序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不公正性，或对其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他们意识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实际上对全球规则和秩序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充满怀疑。

所以我的问题是，在涉及到联合国SDGs目标和气候问题时，存在很多问题，不仅是适应性，还有不公正，和需要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的问题。那么，当涉及到未来的全球治理问题时，您对如何加强全球南方话语权有什么看法？你是否认为强化南方国家的声音实际上可以减少今天全球大国之间的误解？

贾斯汀·瓦伊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提到6月22日和23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新金融机制峰会将提供部分答案。

为什么选择今年召开这个峰会，是有原因的。2023年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因为在美国没有选举，其他地方相对稳定。

印度今年担任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而美国和欧洲将主持Cop28主席团。顺便说一下，印度也是6月巴黎新金融机制峰会的共同主席。

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每个人都不满意。从外交角度讲，大家对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运作方式不满意。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现任世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今年将卸任，我们将迎来一个新行长。

许多国家正在动员起来，围绕布雷顿森林体制，以及目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不适应我们的时代展开讨论。你知道，像巴基斯坦在去年8月遭遇可怕的洪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那怎么能指望他们偿还IMF的债务？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机制，需要对多边开发银行进行改革。

布林顿森林机构的问题与政府债务解决相关，而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而巴黎俱乐部聚集了主要借款方。即使巴黎俱乐部完全消除债务，它也只是一个非常局部的解决方案，因为私人贷款者和中国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

因此，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提款权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为出现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流动性？这就是6月巴黎新金融机制峰会的目的，我们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新的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放弃20世纪40年代，甚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在此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并思考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多边机构在气候变化时代应该做什么，必须保持对优先事项的关注，但我们需要记住，我们需要使新机制可持续。

因此，为了加强全球南方的声音，我们不仅会邀请南方国家人士出席峰会，他们将有机会充分传递他们的声音。我们有一些基金会资助他们的旅行，以确保他们将出席。不仅如此，他们能够与峰会创建者进行对话，以便在做出决策之前吸收他们的意见。不仅是在峰会上，峰会之后这种沟通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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