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2-23日，马克龙总理将召集一场全球性的峰会，会上他将提出一个新全球新金融机制，预计中国将是与会成员之一。

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要设立一个新全球金融框架，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找到金融解决方案。图片来自聚焦2030网站

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走出国门，向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建设基础设施。因此，中国需要成为该解决方案或国际金融改革的一部分，以确保这些国家在陷入财政困境时，能够帮他们解决债务危机。从长远来看，通过这个方案，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融资，为他们的绿色转型提供资金。在这个问题上，良性竞争循环应该占上风。

最后一个说明良性竞争的例子，是矿物资源领域。我们都知道，为了在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中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大量的关键矿产，锂、稀土等等。

作为人类，我们都想确保能够大量开发这些矿产，以便我们有足够的原料生产其他重要工业品，并且我们希望矿产开发是在可接受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会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产生另一个环境问题。

问题是，我们希望一个竞争的良性循环，而不是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的版本是不可取的，即美国、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在腐败和较低的环境约束和社会标准下竞相逐鹿。如果我们的竞争能够促使我们采取更高的标准，确保我们在非洲、南亚，或者拉丁美洲的矿业生产，能够在这些国家本身转型的时候也得到公平的份额，这将是好的竞争。

因此，巴黎和平论坛正在开始提出倡议，试图在大国之间，包括中国，矿产资源利用上上建立一个共同标准。

要节制和管控竞争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竞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有害和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节制、协调和管控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竞争。

新冠期间，即使是对手的国家，我们也需要积极合作以弥补国家彼此之间的脆弱联系。然而，大国政治往往占了上风，并采取了零和博弈的逻辑。这样做的风险在于，所有的问题都会变成零和博弈，甚至在我们必须合作以获得共同利益的领域。

因此，要么你驯服竞争，减少竞争，或者规范竞争，要么支持广泛竞争，但是对不同领域区别对待：即在地缘政治领域剑拔弩张，但在全球气候领域展开合作等，这样做有时候是行不通的。

例如，一个月前，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告诉编辑，因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日益紧张的局势，他们与中国同行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努力几乎已经停止了。

我们真的可以在地缘政治上展开竞争，但在其他问题上展开合作吗？我担心，合作意愿会被激烈的地缘竞争蒙上阴影。

合作的主体有时会被政治所挟持，这更糟糕。最新的趋势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贸易制裁、移民限制等等手段被武器化。因此，即使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域，有时也被用作竞争的工具。

因此，我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尝试管控和减少竞争。

一个多月前，CCG在德国组织的慕安会晚宴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艾利森说，甚至可以相信，目前的形势会发展到某种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确保毁灭）状态。M.A.D.是冷战期间形成的机制，签约方用某种全球问题作为人质，以便展开竞争。

即使我们撇开气候变化这些全球问题不谈，无论中美之间的极端紧张关系是传统的、反政治的，还是核领域的竞争，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坏消息，因为两极分化的加剧，会对贸易、对其他政治关系产生影响。

因此，我认为除了管控竞争为合作留下一点空间，别无他法。

构建相对平衡的三角关系

我要讲的第四点是，中美欧三方可以提出第三条道路，建立一种三角关系，这会比两极对抗的关系更加稳定。

很有意思的是，在冷战期间，即使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超级大国也能展开合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冷战初期的合作更多，这是事实。但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仍然设法合作，甚至签署有约束力的条约，涉及到南极、太空、军备控制、消除天花等等领域，消除天花是冷战期间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重大胜利之一。

引人瞩目的是，与冷战时期相比，现在似乎更难通过联合国达成任何合作。所以冷战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往错误的方向发展。

2022年底，“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我认为这是值得赞赏的事情。

2022年12月19日凌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就“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20日，大会主席黄润秋在蒙特利尔会议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另外，上个月，各国就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达成协定案文，今年晚些时候会签订公海生物多样性条约 (BBNJ)协议，这将一个决定性的协议。这个协议对地球上这一大片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非常重要。

因此，你看，国际间的合作也有一些好的迹象。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但是，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其他方面的合作情况并不乐观。

所以，这就要求进行外交努力。不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努力，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参与。我认为欧盟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外交“脱险"（derisking)，而不是 "脱钩"，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希望的办法。因为 "脱钩 "必然会使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僵。

另外，这要求巩固和加强联合国在构建多边主义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建立约束性规则和合作性规则。但我认为这还不够。

政府间合作不足应对挑战，非政府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第五点，也就是发挥巴黎合作论坛等非政府机构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我认为，所有形式的合作都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和中国应该更多地彼此学习，在竞争中合作。欧洲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但我也认为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也可以提供帮助。在许多领域，政府间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阻止，或者说政府间的合作不足以应对全球挑战。

我们一直在谈论冷战时期的两极化，战后的单极化，以及现在的多极化。但问题是，极是什么？极是一国政府的权力集中，或者几国政府的权力集中。

没错，因为紧张局势上升，疫情的爆发，传统政府角色在过去几年被强化了。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领域政府力量也在弱化，而其他民间和社会的力量在发挥更大作用。

技术的进步以前都是国家推动开发的，比如核技术。但是，现在有一些领域，比如数字领域，在过去40年里有了很大的增长，却都是由私人机构创新发展出来的。

同样，生物技术等其他方面的技术也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还有全球健康行业，有许多其他参与者，不仅仅是政府，还有慈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

因此，有一系列的议题它是由民间和社会组织来运行的，而且更加有效，可以在不同领域中取得进展，并联系各方参与者，不仅仅是政府。这正是巴黎和平论坛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确实有政府代表，但我们也联合来自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的力量、专家和智库等等，我们围绕在联合国受阻的议题，力图推进这些议程，在规范和政治动员方面取得进展。

我提到过太空领域。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来自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太空机构，包括中国公司，发起了 "净零空间”倡议。在这个行动联盟中，我们试图使得低低空轨道上的碎片数量保持稳定或者减少，使太空轨道可持续，这样我们就不会像破坏地球环境那样去破坏太空环境，我们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享受太空技术给我们的好处。

我还应该提一下，我们和中国合作很好的另一项工作。一年前我们发起“气候过冲委员会”（the Climate Overshoot Commission），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和平论坛的前主席帕斯卡尔·莱米领导，共有15名委员，主要来自全球南方，也包括一名中国委员。

“气候过冲委员会”将着重关注，当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超过1.5度时我们该怎么做？不幸的是，很可能会超过1.5度。因此，减排是关键核心问题，而且应该继续是关键核心。

我们必须想得更远一些，因为我们将承受气候变化的后果，即使我们在缓解全球变暖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气候变暖是常年累积的，所以会有更多对人类不利的后果。

最后一个例子，我刚才提到了，关于关键矿产的开采，我们发起了呼吁行动，以确保国家间的竞争在社会规范、环境和地缘政治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进行，并确保竞争不会阻碍开采，确保有足够的矿物资源来保障本土国家的绿色转型。

鉴于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要邀请中国方面的人士来参与这一倡议。这是我随法国马克龙总统和欧盟范德廉主席访问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