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利差问题。各国持有的美元，很大一部分都回流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而美国在海外的大量投资，收益率远高于国债。相当于美国拿债权人的钱去债权人那里做收益更高的投资，又剪了一次羊毛。这也是许多学者官员感到不满之处。

而美国享受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好处时，也不是那么舒坦的。它不仅要面对全球不满带来的国际政治压力和民间非议，也要面对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汇率高估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他国对储备货币的持有需求，将会推高美元的汇率，从而影响美国的出口与制造业发展。

美国的劳工组织常常把这一问题归因于他国的汇率低估，其实全球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元汇率不得不高估。假若美国没有巨额贸易逆差，那么美国本土之外就很难有足够的美元流通，全球将面临储备货币不足的问题。这反过来会刺激各国通过市场去购买美元，推高美元汇率，直到各国能够通过美国的贸易逆差自然获得美元为止。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为全球提供保险。前面讲到的“投资利差问题”的另一面，其实是美国承担的高风险。当全球经济景气时，美国大量的海外投资自然会赚得盆满钵满；但经济下行时，损失也很可观。这相当于美国以自身信用给全球提供保险。“投资利差”实质相当于美国收的“保费”。

过度负债。通过海外投资、贸易逆差流向海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都会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从而拉低本土利率，刺激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借贷。这是促使美国成为高负债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是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原因之一。

多极主权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欧元的崛起、人民币的国际化，国际单极货币体系导致的问题，可能会逐渐得到缓解。在货币政策不一致方面，多极体系弱化了某一货币的不良影响；而多种货币的相互竞争，也会形成市场约束力。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欧元的问题在于缺少坚实的政治后盾。大国货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际政治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政治上仍然支离破碎的欧盟，还难以负担这样的责任。

而人民币的主要挑战在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西方文化对中国政体及意识形态仍心存疑虑。

在美元、欧元、人民币之后，如果说未来还有第四种货币能够对美元形成挑战的话，那么可能是印度卢比。人口和经济都在高速增长的南亚大国，虽然还在贫困中挣扎，不过未来一旦越过发展陷阱，也会成为不可忽视的全球力量。就像在四十年前，有谁会想到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

人民币准备好了吗？

除了前面说的政体差异导致的信任问题，中国需要在外交方面多花力气之外，要成为与美元、欧元并肩的国际货币，我们的人民币还有许多课要补：

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虽然人民币的底子很好，不过在国际化方面，我们仍然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有较大差距：

离岸货币存量：截至2014年末，全球离岸人民币共计1.99万亿元，境外主体在境内的人民币存款为2.28万亿，合起来才4.27万亿，在136万亿的人民币总盘子里的占比仅为3.1%。

交易支付：据SWIFT统计，截止2014年末，虽然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但在支付方面仅排名第5，外汇交易方面仅排名第6。

国际投资与储备：人民币国际债券仅有0.54万亿人民币，且大部分集中在香港，人民币持有者缺乏保值增值的投资手段。境外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国际储备仅0.67万亿人民币，在全球1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占比仅为0.92%。

在人民币资本账户仍未开放的条件下，境内的巨量人民币还没有充分流通到境外。境外的人民币也还没有足够的优质人民币资产可供投资。一般来说，成为主要国际货币需要经历四个发展层次：1）货币流向全球，成为国际流通国币；2）成为国际结算货币；3）成为国际投资货币；4）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正在流通到全球，并且在国际支付结算中日益变得重要。不过显然我们还处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即流通货币与结算货币阶段（而且流通量、结算量还有待提高）。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

当全球都开始使用人民币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流的境内外人民币金融市场。一方面，境外人民币资金需要有优质的人民币资产可供投资，以吸引全球机构持有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

另一方面，我国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增强境内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以应对全球金融竞争的压力，化解跨国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风险。

化解特里芬难题：经济转型升级，企业走出去

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特里芬难题”也将摆在中国面前。未来全球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也可能会推高人民币汇率。美国的经济可以承受美元的币值高估，而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则很难。中低端制造业、资源性行业对汇率的变化较为敏感。因而，经济转型升级也是与人民币国际化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而企业走出去是化解特里芬难题的另一种手段。即我国可以选择以主动对外投资来向外投放人民币，来缓解“图1”中的负反馈机制。

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

国际储备货币从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诸多国际政治压力。美国具有全球最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在全球地缘政治关键区域均有布局，在IMF等众多国际组织拥有控制力，不仅有能力应对别国的政治压力，更有能力到处给别国施压，以缓解美元压力。例如，前些年美国持续给人民币施加升值的压力。而1985年的广场协议则逼迫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因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练好内功，做好国内的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更要走出国门，积极提升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货币，人民币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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