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立足于“自国自心”的社会科学

章太炎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治学和他所参与的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与实际斗争联系更为直接、应用性更强的社会科学领域，他更一贯旗帜非常鲜明地反对简单化地照搬照抄别国理想与经验，坚持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实际出发。《学林缘起》中说谴责一些“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奉西方特别是日本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为不二经典，用许多包含着严重片面性的所谓科学理论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实践。针对此，章太炎明确提出，中国教育与中国学术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自国自心”为自己的基本立足点。

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指出，必须注意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迥然有别，两者研究的结果普适程度很不一样：“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以一方以为权概。”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和所发现的自然规律，通常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则不然，它们很难超越特定时间、空间和特定基础、特定条件的限制，正因为如此，根据局部地区有限现象归纳出来的社会发展法则，就不可能具有自然规律那样的普适性。因此，在介绍和评价西方一些社会科学成果时，便不能将它们的研究所得出的若干结论简单化地套用到中国及东方其他许多国家。因为他们的研究经常“所征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其自天山以东中国、日本、蒙古、满洲之法，不及致详，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显然不能置各国历史实际于不顾，而一概以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为不二准绳，以他们所确定的是非为是非：

“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

章太炎认为，这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尽量避免与克服的一种严重的弊端。

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中，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对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做了大量介绍与宣传，并都非常热心地以这些学说作为他们推进变法维新和发动革命的指导思想。章太炎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国家论》、《代议然否论》、《诛政党》、《政党论》等一系列著作，正是以坚持从“自国自心”出发而显示了自己的特色。针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以及革命党人中一些人对于议会制的迷信，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仔细分析了西方议会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这一制度的得失，比较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国情的异同，说明“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

英国议会示意图

他特别强调，在师法和移植西方这些制度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国未有议员时，实验未箸，从人心所县揣，谓其必优于昔。今则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县拟者。汉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调，即改弦而更张之尔，何取刻画以求肖为？”他指出：“吾党之念是者，其趋在恢廓民权。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埽地”，因此，不能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代议制，而要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抑官吏伸齐民”和“抑官吏伸齐民”的方法。为真正做到“抑官吏伸齐民”，他主张，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教育独立，长官亦与总统敌体；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以塞附上附下之渐；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

为真正做到“抑富强，振贫弱”，他主张，要限制遗产继承，即“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他更提出：“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凡此，都是为了“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他还主张要确保劳动者获得应的的报酬：“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禀，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为防止资本与权力相勾结，他认为，必须严格规定：“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他称这一政体，“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这里，充分显示了章太炎政治学方面如何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思考这一根本特点。

章太炎这里所提出的“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云云，和他在《訄书•定版籍》中所说的《均田法》一脉相承，互相印照，则清楚显示了他是如何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民问题、土地及其他资源分配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这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属凤毛麟角。

法学，是章太炎关注的又一个重点，在这方面，他有许多专门论述。在《五朝法律索引》中，他严厉批评“季世士人，虚张法理，不属意旧律，以欧美有法令，可勷因之也”，说这些“蒏湎于西方法令者，非直不论是非，有不暇论利害，直以殉时诡遇”，同时，他也批评另一些人“沾沾欲复《唐律》”，他们不知“汉、唐二律皆刻深不可施行”。章太炎认为，要有效防止“官吏贼民，宦家武断”，“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涂。诸司法官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咨于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夫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选举，则无所阿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