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概括孔子之功，“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意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土素无国教”；“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这是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和价值谱系根本特征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概括。

章太炎本人的学术研究，在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非常自觉地继承与发扬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这一“弃巫而重史”的优良传统。他对传统经学包括传统小学的检讨和新的诠释，对诸子学说的解读与弘扬，对思想史、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对生产工艺史、社会生活史、风俗习惯史研究的提倡，都立足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他在推进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法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宗教学、哲学等现代学科建立时，也无一不是“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巫与史，代表了知识谱系与价值谱系的两种不同路向。巫的文化，经常同神话、奇迹、江湖骗子的谎言、普遍的迷信、救世主的权势欲及宗教的狂热相联系；而史的文化，坚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将如实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演变过程视为自己的最高职责。章太炎1901年撰写的《徵信论》，从方法论上清楚说明了这两种不同路向的差异。他指出：“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巫，玄议以成惑。”

针对康有为所鼓吹的三统三世说，他评论道：“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者？世人欲以成型定之，虽燔炊史志犹可。”一是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和莫能例外的普遍法则，要求人们按照这个理想世界和普遍法则来改变现实生活与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坚持从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学术，对生活，都不迷信那些和现实完全脱节的空谈与幻想。新知识和新价值观念的建立，都坚持以人的实际生活为中心、充分尊重历史实际联系，须臾不离中国社会的实践。后者，正是章太炎治学的根基之所在。

三、超越琐细、疏通致远的人文化成

《学林缘起》中所说“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切中乾嘉以来盛极一时的朴学之弊。震慑于文字狱严酷的淫威，朴学家们纷纷埋首考订经典史籍中的文字音韵、典章名物，常常只知其小，不知其大，只知其分，不知其合，这就是“专寻琐细，大义不举”。章太炎本人原先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研究，包括他精心撰著的《膏兰室扎记》和《春秋左传读》，也不例外。章太炎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就是因为他较早便意识到朴学家们治学的这一缺陷，并在学术实践中兢兢业业致力于超越琐细、疏通致远，既知其小，更见其大，既知其分，更见其合，在人文学科众多领域构建了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的学术体系。

我在2002年出版的《章炳麟评传》乙编“思想家与学者章炳麟”中分十四节对传主的学术成就作了专门叙述。就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的学术体系而言，我以为，以下几个领域最值得注意：

其一，语言学学术体系。

文字音韵，在清代朴学中成绩可称卓著，它们为章太炎语言学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可靠基础。章太炎本人，在早期《诂经精舍课艺文》、《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著作中，文字音韵的考订基本上沿袭前辈学者路数，而1908年前后陆续完成的《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及《国故论衡》上卷等著述，则标志着他不仅总清代以往学术之大成，而且使语言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得以诞生。他的这些著作系统研究了远古汉语言文字如何形成，其后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伴而发展和变化，各地方言为什么既相差异又相统一。他还专门批驳了一些人当时所鼓吹的“汉字比拼音文字落后而代表着不开化”这一从根本上否定汉字的论断，研究并制定了汉字注音的方案，讨论了汉字书写怎样更方便、普遍识读汉字如何与教育普及相结合等非常现实的问题。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情感、意志的表达方式，章太炎语言学上的努力，所维护的不仅是汉语言文字存在与提升的必要性、合理性，而且是全部中国人文乃至社会科学以汉语言文字表达、存在、提升的必然性、合法性。

其二，历史学学术体系。

章太炎毕生酷爱读史。十五岁时初读四史；其后，考订《春秋左氏传》更是用心。《自定年谱》中说他二十一岁时“求《通典》读之，后循诵凡七八过”，对他影响最大的史书可能就是这部《通典》。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通史性质的专著，分作食货、选举、职官、礼、兵、刑法、州郡、边防八典，凡二百卷，“每事以类相从，举其终始，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批评自唐而降，诸为史者，“纪传泛滥，书志则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而无所于期赴”，力主史著当“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可以说，正是继承和弘扬了《通典》这一传统。

章太炎未能完成编撰一部《中国通史》的计划，但他的《訄书》和《检论》以及许多史论，已经展现了他的历史学学术体系的概貌。他所拟定的《中国通史目录》中列有十二典，分别是种族、民宅、浚筑、工艺、食货、文言、宗教、学术、礼俗、章服、法令、武备，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制度发展沿革等各个方面，而这些正是《訄书》和《检论》及其他史论关注的重点。过去，我在《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评传》中已经对《訄书》和《检论》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章太炎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重要成就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考察与评价时，不仅坚持澄清史事，而且特别注意从全局、从长时段加以分析，努力做到“上以藏往，下以知来”。他在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制度史方面开风气之先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他同时代人的史学研究及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其三，哲学与宗教学学术体系。

正是《学林缘起》中所说的“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激励着章太炎奋起致力于哲学。章太炎名副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和近代以来西方哲学进行高层次对话、并自觉努力构建自己哲学与宗教学体系的学者。他所撰写的《革命道德说》《无神论》《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五无论》《四惑论》《齐物论释》《国故论衡》下卷以及《菿汉微言》等一系列著作，应对科学发展所引发的宇宙与人生知识的全面更新，应对全球性联系及现代化浪潮的全新挑战，应对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的大激荡，利用他所熟悉的中国最富思辨性的老子、庄子哲学，印度最富思辨性的唯识法相哲学，以及他认真研读了的德国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及他们追随者的哲学著作，通过这三大哲学资源的融通和汇合，结合其他哲人的讨论，试图对东西哲学讲坛上环绕本体论、认识论争论最为激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说明自己的见解，从而构建起他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

章太炎自诩为“千百年来未有等匹”的是他精心创立的“齐物”哲学。他倡导“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就是要求摆脱或超越政治家、哲学家们制造出来并被宣布为具有普适性的那些概念、观念、标准、规范、公理的束缚，承认万事万物的差异本是客观存在，它们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都具有独立自主、不受外来控制、压迫和束缚而选择自由发展的权利。他认为，必须正视“物之不齐”这一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这就要认清“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将矛盾冲突视为唯一动力的线型进化学说的不足，看到善若进化，恶亦进化，乐若进化，苦亦进化，必须真正承认“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俱分进化论》），使“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为人类所约束；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就必须坚持历史主义态度，确认“遭本无常，与世变易。执守一时之见，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以异域非宗国，以宗国非异域者，其例视此)，此正颠倒之说。”他提出一个极为明确的命题：“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这就是坚决反对以西方列强的是非为判断所有是非的唯一标准，坚决反对借文明、强者、“先进者”之名，无情地压迫、掠夺和蹂躏所谓野蛮、弱者和“落后者”。

“齐物”哲学还要求打破强权加于个人的种种束缚，保障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主”。章太炎指出，如果不充分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这一自主权利，那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齐物”：“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泛爱兼利，人我毕足，封畛已分，乃奚齐之有哉？”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差异，不同文明各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想强行消灭这些差异，只能是幻想：“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章太炎在这里从根本否定黑格尔用世界的整体性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宇宙终极目的论，并直接否定了当时西方列强想凭借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及意识形态的力量将他们所维护的世界秩序强行推广至全世界的主张和行径。“齐物”哲学于此充分显示了它的现代品格。

在人文学术的其他领域，如文学、美学、伦理学等等，章太炎也有许多深邃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对于这些学科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