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驻以色列大使馆教育处主任、新闻学副研究员姜言东就“如何看待中国高教的‘双一流’建设”，“如何加强中以科研创新合作”等，走访了以色列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校长。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本撒松（Menahem Ben-Sasson）

本撒松是犹太历史学者，也是以色列议会议员，曾担任议会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主席。2009年被选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第13任校长。在他任内，希伯来大学的国际学术排名名列前茅，不仅培育出MOBILEYE自动驾驶系统、CHECKPOINT网络安全公司等世界跨国企业，还涌现出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奥曼、《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等国际著名学者。

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加强在全球学术研究领域的竞争力。在中国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高等教育成果卓著。我们见证了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全球排名的快速提高，科研人员发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也在不断增加。毋庸置疑，中国政府这种崭新的、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还将持续不断地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特别是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快速提升。

“千人计划”破解了人才流失难题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国通过“千人计划”等，在全球招聘科学领域领先的华人教授和研究人员。这真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应对人才流失的一个绝好的解决方案。以色列5年前也实施过类似计划，但不如中国富有成效。

我们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翻天覆地的发展进步，这是中国政府和教育部稳定发展政策和超强领导能力的结果。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构建上不断改进、持续提高，我们为此深深折服。我本人也多次要求以色列的政府部门学习中国做法，改变高等教育投入方式，更好地促进以色列高等教育的发展。

创新、创业是两国高教合作的基点

从1925年建校以来，希伯来大学就一直致力于促进教学和研究中的卓越事业--创新和创业。所以，在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也有类似趋势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在构建中以两国亲密合作关系的进程中是一种无价的资产。这种关系将会继续促进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我乐观地期待我们可以迈着共同步伐去构建一个平台，让人类少一些争战，多一些合作，以实现更高的成就。

特拉维夫大学校长克拉夫特（Joseph Klafter）

克拉夫特是物理学博士，美国物理学会研究员。曾获洪堡基金奖、罗斯柴尔德化学奖和以色列化学学会奖等。 2002年至2009年，担任以色列科学基金会（ISF）学术委员会主席，现任以色列大学校长理事会主席。2009年以来连任两届特拉维夫大学校长。

给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

一般来说，以色列大学遵循欧洲模式，独立于政治和其他思想意识的研究机构。如，大学校长（PRESIDENT）和学术校长（RECTOR）都是由教授和师生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选举产生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有稳定的工作合同和充足的研究时间。校长和各级行政部门对教授的教学和科研只有评价权，绝对不能自上而下地下命令。创新必定需要自由地质疑以前做过的研究，提出新的思维模式，即使起初听起来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以色列高教发展经验可以为中国“双一流”建设提供的借鉴，就是要重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这种自主需要一个宽容多元的校园文化，应涵盖不同文化和习惯。这些都是思想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遵循三要素

特拉维夫大学在创建全球创新型大学百强过程中，主要做到了三点。

一是跨学科研究。在有这么多复杂问题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科学领域可以提供万能的解决方案。以交通拥挤和城市污染为例，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城市对于居民来说是“聪明的”、宜居的、可持续的和有益的，就需要让城市规划者与数据科学家、公共政策专家、水资源和能源工程师、运输专家、网络研究人员、大气科学家等一起工作。特拉维夫大学近年来创造了一系列稳定的组织框架，如有利于多学科合作的跨学科中心、学院和项目。其中，几年前与清华大学成功合作的纳米科学和技术中心，结合了工程、化学和生物技术等跨学科项目，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二是社会服务。特别是不断扩展大学为当地社会服务的活动范围，建立包括来自商界和政府部门的积极伙伴关系。例如，特大工程学院设立了IAP - 工业联盟计划，与数十家大型跨国公司和以色列的公司开展技术合作。这些公司委托大学开展研究，给我们实验室设备、基金和奖学金，邀请我们的学生做实习生，然后雇用我们的毕业生。与行业建立密切联系的好处是巨大的。这些公司不仅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和学生紧密合作，还使得大学随时了解企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并使大学保持在最新的研究领域。

同时，特大与外部伙伴的合作不仅限于商业利益。我们还与以色列教育部密切合作，改进中小学教学课程，引进新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并改善学习障碍儿童的干预计划。我们与以色列卫生部合作，开展社交媒体计划以改进较贫困社区以色列公民的饮食习惯。我们还与以色列国防部就安全防卫相关的项目进行合作等等。

三是全球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特拉维夫大学已经与世界各地杰出教育和科研机构建立广泛合作关系，开展联合研究和其他类型合作。我们认为学校可以更多的从合作中获益，而不是从竞争中获得好处。污染、粮食安全、移民、网络安全和疾病防控等普遍性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自行解决。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现在有60多个国家的学生，包括中国学生，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各国学生来学习。

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佩雷茨·拉维（Peretz Lavie）

佩雷茨·拉维是医学教授、生物精神病学专家，在佛罗里达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接受了睡眠研究和睡眠医学教育，曾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75年加入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医学院，成立了睡眠研究实验室和睡眠医学中心。2009年当选为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2013年连任，同时是5家开发和生产睡眠医学和心脏病学医疗器械公司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有出诊资质。

创新不能靠行政命令

谈到中国的科技和高教发展，我总是很激动。中国正在经历高等教育的重大革命，对于访问中国大学的外国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对大学的投资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例如中国高校出版的科学论文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很明显，中国高教和科学在快速发展。

中国的研究人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比如科研论文的发表，中国迅速赶上了美国。但在我看来，应该在培育中国自己的科研质量和科学智慧上多下功夫。为了提高创新和研究质量，中国大学必须调整科研结构，让科学家自己而不是行政机构来决定研究的议程。以色列的大学和理工学院总是努力谨慎地保持鼓励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之间的平衡。一旦政策制定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研究，科学家面临压力只会致力于应用研究，但一般来说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就不会出现创新和突破性发现。杰出的研究必须以好奇心为动力，而不是由自上而下的指导。

建立教学和科研联合基金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

以色列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在逐年增强，来以留学的中国学生、博士后以及参与联合研究的两国科学家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关系，我建议设立一个中以合作研究专项基金，来支持联合研究项目，类似于美-以合作基金会（BSF-US-Israel）或德国-以色列基金会（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