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以过程结束端的成果共享作为初衷，而非以过程开始端的预先瓜分为准则。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在金融危机后维系业已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体系运行，核心任务是维持其资产体系的高估值。而要维持这种高估值，就需要不断“释放流动性”，也就是“印钞”。然而，“印钞”的后果就是债务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规模的飞涨也就意味着西方的信用社会体系愈发不可维系。

印钞（图/YouTube视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此就要确保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也就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实际上，定义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性质，拥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就可以确保发展过程从生产开始，而非从先谈妥分利方案开始。由此，中国社会也就不会陷入西方那样的分利怪圈中去。

在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不断贯彻落实五年规划，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连贯性。放眼世界，“先分利，再发展”的国家往往出现仅执行了数年的大政方针因大选而全盘改变的情况。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但无法自主开展生产规划，甚至连“先分利”都无法自主，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受制于人，经常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内部发展受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社会有凝聚力，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放到世界上看，没有稳定领导核心的国家，就无法有效组织、形成合力、开展生产，就会陷入不同分利集团的撕扯之中。

当今世界，各类物质文明水平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高，这就需要更复杂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调动社会资本服务于生产的能力。只有像中国这样“先发展，后共享”的体制，才不会在日益复杂的生产链面前迷失，从而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塑造经济全球化新路

近三十年来，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而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以往，西方跨国公司争夺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并进行分利，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道路已深陷泥淖。经过多轮“救市”政策刺激，主要西方国家的生产却并未重回危机之前的水平，反而由于大量新增货币进入全球市场寻求分利导致世界形势更加脆弱。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地缘冲突频发、恐怖主义凸显，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

当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每年新增GDP的六成以上，客观上成了全球生产力增长的新动力。但应该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依然贫穷，甚至陷入了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中。纵观这些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无一例外均与旧的全球化道路难以为继有关。近年来新增的地缘冲突热点，总不乏西方挑起或参与的因素。而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新经济危机，也往往源于过度依赖西方而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情况说明，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外围”格局已无法再提供繁荣与稳定，反而成为不安全、不稳定的根源。

全球化的新道路该怎么走？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注入的是新增的“正能量”。“一带一路”倡议变传统的“先谈判分利规则”的国际经贸合作框架为“从项目合作做起”的“先发展”式合作，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范式，引领世界奏响共同发展的交响乐。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之中，中国治理将是世界发展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对于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国也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另一套设想与行动方案。

（本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8日第1302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贾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