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以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作对比，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矛盾。

当今世界在生产力条件、人均财富、信息化程度等各类物质文明水平超出以往的条件下，却陷入了深刻的发展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历经十年而未消除，反而向深层次发展；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复杂化趋势；“逆全球化”浪潮深刻改变着西方政治生态；国际贸易呈现持续低迷甚至停滞状态。可以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陷入了严重危机。

放眼全球，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好发展势头的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愈发彰显出中国的制度优势。

西方民主遭遇制度困境

追根溯源，西方民主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集团之间长期斗争与妥协的博弈均衡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适性。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使用“分利集团”概念分析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分利集团是现代西方民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倾向于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

曼库·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图/Alchetron）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勾勒出一幅西方民主起源演化的图景。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指出，商业的近现代发展主要来自“中间商阶层”的扩展，即买者（消费者）和卖者（生产者）并不见面，而是通过中间商作为桥梁和纽带。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各类交易所等中间环节配置资源，其实质是由中间商群体来定价。中间商（包括银行家）不是企业家（生产者），只是中介，他们并非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是分利者。

中间商阶层15世纪已兴起，而企业家阶层18世纪之后才开始兴起。西方民主起源于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亦即中间商阶层对封建领主阶层等其他集团的斗争。即使到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时，英格兰与爱尔兰也仅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苏格兰二百万人口中仅约三千人有投票权，而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亦即中间商阶层主导经济活动的社会早已成型，“改革”只是把投票权扩大到中小中间商范围。

现代西方政治民主发展的历史，晚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型，因而其演进历史的每一步都贯穿着“中间商伦理”即分利诉求：在经济活动开始之前即要求谈妥利益分配方案。早于现代政治民主的公司民主，股东投票权早在17世纪即已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现，堪称西方民主的早期范型。西方政治民主的发展进程——从部分人的民主开始缓慢扩大投票权范围，直到普选制在二战后逐渐实现，本质是模仿股东投票权，让分利参与范围逐渐扩大。普选决定着未来数年的执政党派及其政策取向，其实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开始之前即要求划分发展果实。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当代西方社会，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走向制度性困境的必然规律。西方民主的演变史，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社会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先分利，再发展”基础上。于是，发展成果要能够不断满足分利期望，社会运行才可持续。

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的普选制可以看作全民分利制度，它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一味追求高福利，政策短视，没有长期目标。没有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社会运行就需要依赖信用体系来兑现分利期望。为了建立信用体系，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

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折现，企业追求“画大饼”从而实现“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先前分利预期的变现。

然而，政治上全民追求分利、经济上各类中间环节形成多个分利集团相互博弈的社会，必然出现“画大饼”速度赶不上分利欲望膨胀速度的局面：社会债务规模不可控地膨胀，超过了创新能够带来的新增偿债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日益向深层次发展的西方经济危机，意味着“先分利，再发展”的西方民主必将陷入困境。